第25章野火二十年(4)

第25章野火二十年(4)

关怀社会，忧国忧民，为生民请命，为国族求生存，且不说清末以来谭嗣同、梁启超、孙文、鲁迅、储安平……那些遥远的历史人物，台湾近几十年以来就有胡适、雷震、殷海光……他们都是已逝世的、耳熟能详的顶尖人物。活着的尚有极多同样抱负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发表了无数谠论。但是历史发展迂回曲折，社会的进程也踉踉跄跄。有些地方进步了，有些地方却倒退；有些老问题终于消失，却有更多更严重的新危机浮现出来。读储安平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政论与社会批评，你会感到仍适用于今日。于是有人因无力感而缄默，有人因消极而退隐，也有人觉悟识时务为俊杰，靠拢权势。这二十年来可看到社会的沧桑之变，也可看到许多“秀异分子”或封笔隐遁，或变脸成新贵。令人沮丧的是社会批判似乎只造成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牺牲与消耗，于国族社会的进步毫无益处。法治、社会公平与正义、大众的觉醒似乎很难真正在“华人社会”实现。当前，台湾虽然获得形式上的民主，但距离实质的民主尚远。现在，当台湾与大陆是否同为中国人，两岸人民是否（应否？能否？）有一个未来共同的美好愿景的争议尚未平息，更未取得共识的此时；当台湾的民主，只重视可以夺取权力的“选举”，不惜抛弃民主其他珍贵价值，而选举则以族群的撕裂为手段，引致混乱、内耗、空转，社会力急遽下坠，前途岌岌可危的此时，台湾所面对的是比《野火集》所批判的更大、更严重的痛苦与危机。龙应台二十年前必亦不会想到时局的变迁诡谲若此。

不过，尽管历史的进程确实迂回曲折，充满荒谬与吊诡，美好的愿景的实现，永远有一波三折，我还是相信，凡努力必埋下善因。正如我们现在阅读鲁迅、储安平的社会批评，《野火集》在未来，一样是一面镜子，让所有的中国人悲悯、警惕、反省。

龙应台一九八三年以三十四岁的“归国学人”到“中央大学”当客座副教授。一般说“学成归国”，多半只是某专业拿了个学位。她出国才八年，确实在西方文化与社会中深受洗礼，对中西文化有深入的体验与理解。在台湾的人，生活成习惯，大不如龙应台目光锐利，见人所不见，言人所未言。她的社会批评与前人不同。她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她要用文学的笔来挑起社会启蒙思想家的责任。从生活、社会到文化，入手之细，格局之大，感情之炽热，析理之有力，态度之恳切，文字之魅力，雄辩之滔滔，所谓振聋发聩，不是夸饰之词。她的聪慧敏锐令人赞赏。

在褊狭、保守、封闭、自卑、自大、麻木、自私、丑陋等病的批判之外，现在更有社会道德的堕落（槟榔西施、大学毕业色情表演为“作品”、各种诈骗……），而意识形态的势不两立，更是台湾社会未来光明或黑暗的关键。龙应台，这位出产自台湾的社会与文化批评家，是台湾的光荣；不止于台湾社会，而且是华人社会，必对她寄予更多期待。

龙应台的启示

作家

林达

我和龙应台同年。当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时，大陆“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我在遗漏了中学、失学十余年后，终于有机会上完大学。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比台湾更封闭，当时我的状态，恰好处于应该受龙应台启蒙的位置。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看中国，又有了类似龙应台当初从国外回台时的体验。所以很巧，我有如此两头的感受。

龙应台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变得“容易生气”。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离开大陆两年多以后，回去了一次。两年多的时间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我非常惊讶：中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怎么了？我后来明白，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剧。但是，龙应台在把它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资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逐渐知己知彼，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当年龙应台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的台湾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她在传达的那一个世界，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始终不会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规范，其实是移植于异文化。这样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经历千年磨炼、经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断互动，是一个与历史俱进的漫长过程。这种制度在中华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难以马上生根。因此，需要像龙应台这样，有强健胃口能够消化异文化、又土生土长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担当一个过渡桥梁。

我们常常看到，像民主这样的概念，会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虽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党和政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引入中华文化、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中华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组织压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却是轻松自如、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又是文化上价值的个人取向。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而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残存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权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集权社会，推出一个反对党似乎是重要的。可是，在民主社会诞生的一刻，社会面临的难题马上就截然不同。人们会发现，反对党的生存不再需要呼吁，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个政党面对如何共存而束手无策。新的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本人在内，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在一个公民社会平等地生活。每一个从集权社会脱胎出来的人，可能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渐渐学会。然而，唯不同观点的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常态，不同政党才可能摆脱你死我活的争斗文化，成为各种民意正常表达的渠道。民众唯有成为一个个具有良好素质、独立意识的个体公民，才不会轻易被政治家调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操纵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当时的台湾引起震动。那是社会质变的前夜，是多年郁结在有待解开的时刻。台湾民主化以后，人们回想龙应台带来的旋风，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会批判，其实是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动力。这也使得一些人读到《野火集》，常常理所当然地，就把龙应台单纯解读为“一把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龙应台出现的时机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指针。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显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在一个尚未“解禁”的集权制度下，不仅是如其他知识分子所做的，直接抨击集权制度，而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作出准备。龙应台的眼光在当时是超前的。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或许预见到当时台湾集权制度的瓦解，并不是那么艰难和遥远。可是，龙应台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不是简单地冲击集权政府，促使它的解构，而是提前让民众理解，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固守中华文化圈传统社会的许多旧观念，并不利于这个制度的存活和生长。这个方向的批判，其实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集权社会的末期，站在民众的立场，把矛头直指专制政府，虽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后自有万千民众的支撑。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至今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这样的尖锐不仅是在检验龙应台的勇气，更是在检验当时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剂重药，激发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飞快地就过去了。那个旧日台湾，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可是，《野火集》内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时代背景相连的政治批判已经过时，《野火集》依然生气勃勃。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纪录，还是仍在燃烧中的野火。因为，龙应台的预见，在今天的台湾变为现实。

而龙应台的尖锐并不走向居高临下。除了个人素质，也是在一个平等社会中，长期地接受潜移默化的结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作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这个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低调”还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龙应台在给我们启示。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它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柯思仁

龙应台点起的野火在台湾烧成燎原之势的那年，一九八五年，我是一个在台湾留学了两年的新加坡人。

当我在一九八三年离开家里的时候，和台湾并列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经过二十年的生养建设，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法纪彰显，治安良好。当年才十八岁的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享受着种种丰腴的物质条件，甚至是在新加坡政府为吸纳人才加入公务系统的公费制度之下到台湾留学；就像在后独立时代成长的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一样，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所得到的与我所应该而没有得到的之间，究竟有什么差距。

来到台湾，我在台大文学院的教室里由教授们引导畅游古代经典与现代文学的世界；我读张大春的小说与蒋勋的诗，看侯孝贤与杨德昌的电影，听罗大佑与苏芮的歌；我从创刊号开始阅读与收藏《联合文学》；我奔波于林怀民的舞蹈与赖声川的剧场之间；我忙碌于听演讲、办刊物、参与社团、筹备演出，就像任何一个台湾大学生一样。享受着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对于我的台湾同学来说可能是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我没有来到台湾，这一切自本土生成的文化经验，甚至在想象中也不会出现。

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开始翻阅刚买的《野火集》，龙应台煽动的文字与尖锐的针砭深深触动了我，可是，我没有太多震惊与意外。两年来所吸收的各种文化养料，却都开始展现出潜藏的深层意涵。我突然了解，为什么台湾的文化环境这么精彩，为什么我会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充实愉悦，为什么我这时才开始有强烈的自觉与自省的经验。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

我在台湾所接触的众多文化创造，事实上，内里都蕴涵类似《野火集》的知识分子的对于文化、土地、自我的省思与批判。台湾众多的作家、诗人、导演，把他们的深刻的省思与沉重的批判通过作品加以再现，往往内敛委婉。龙应台不同的地方，是她运用具有战斗性的文笔，直接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