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野火二十年(3)

第24章野火二十年(3)

这篇指向统治者制造“天罗地网”的文章，在我推估，应属《野火集》写作时期作品，然而也未能见于她的专栏，直到次年（一九八六）五月，才由龙应台亲手交给我，于当时我主编的《自立晚报》副刊发表。《自立晚报》是当时比较能够说话的本土报纸，长期向当局要求民主、自由与人权，是国民党的眼中钉，《天罗地网》不在龙应台专栏，而在《自立晚报》副刊刊出，也说明了体制内改革者也遭到“老大哥”监控的无奈。尽管如此，《野火集》从专栏到出书，烧出的“龙应台现象”仍不可小觑。当时刚从德国回来不久的龙应台，面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政统治，敢在国内大报批判社会、教育、环保问题，戳破脓包；敢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政府若失信于民，人民要有勇气兴讼”，戳破威权；敢在国民党强调“光复台湾”的“德政”之前要求“把台湾当成自己的家”，戳破神话……都替人民说出了放在心里而不敢说出的话。龙应台把这些话拿到体制中大声说出来，还“煽动”人民要敢于生气。她让高压锅盖下的社会有了一个出气的出口，让国民党无法使用对付“党外”打压禁绝的惯常手段压制人民的声音，并且对“党外”体制外改革仍难影响到的中产阶级产生意识形态的扭转。这就是龙应台现象的意义所在，也是《野火集》对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影响所在。

从一九八五年到二〇〇五年，转眼二十年过去，这二十年来，台湾的社会转变快速，“党外”成立了民进党，并且取代国民党主政，两大两小的政党政治成形，加上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已经如同阳光、空气——龙应台二十年前大声疾呼的议题，看起来都已被解决。二十年前，龙应台笔下污臭的淡水河、四处可见的工业废水污染、环保问题、交通问题，乃至于伟人铜像、口号、题字……都已经被这个社会以共识和整体的努力予以改善了。生气、大声抗议、游行、反对政府、批评政府首脑，乃至对台湾的定位与前途应独应统、对于自身身份认同是台湾人或中国人，都成为公共领域可以讨论、辩难的议题，尽管往往不欢而散，但至少问题被摊开来，被讨论，也被“生气”了——龙应台二十年前的野火，已经不“野”了。

但问题还是存在。龙应台二十年前质疑的、生气的、看到或未看到的问题，仍然在二十年后继续以同样的、或不同样的形貌继续存在、持续发生。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她在专栏中以《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为题预言：

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龙应台二十年前触及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台湾认同的课题。走与不走，留与不留，心甘情愿与迫不得已，如果我们都能把台湾当成自己的家，则蓝绿、统独、台湾人中国人的争执，就会只是我们自家的家务事，不容外人干涉、不劳他人置喙——一个新时代已经展开，新时代台湾人的议题正在浮现，只要认同台湾这块土地，认同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最高价值，借用龙应台的语气来说：

不管他是哪里来的人，不管他要去哪里，只要他把台湾当“家”，只要他把在台湾与他共同生活的人当“人”，只要他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价值当“价值”，台湾就能成为人人安居的所在，而不假外求。

二十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二十年前龙应台烧起的野火，曾经让暗黑的台湾社会看到脱离集权统治的出口；二十年后，台湾社会已经走过黑暗，走到出口，却发现前路分歧，因而彷徨四顾、不知左右何之？当此之际，龙应台的《野火集》重版再印，一方面让我们得以重新检视一起走过来的年代，鉴历史之镜，一方面更有让此时此地的我们冷静省思，如何摆脱族群和政治意识形态阴影，无分血缘、地缘，而以坚持民主自由与人权为共同价值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不能熄火

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

余光中

二十年前《野火集》初版问世，干草烈风，很快就成为燎原之势，火势之大不仅烧热了文化界，甚至也熏出了广大的市井小民，一时议论纷纷，掌声压倒了嘘声。不久我去台北演讲，提到当代的女作家，曾以“龙卷风”来形容《野火集》的年轻作者。

“龙卷风”的风势，二十年来虽然偶有间歇，却未中断，而在她卸下台北市“文化局长”一职之后，又倒卷回来，风力仍然可惊，风圈似乎更大，几乎凡华文所及，都风起云涌，风吹草低。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本书畅销至今，足见台湾的社会与中华的文化里，有一些东西是顽固到永远也烧不尽的。尽管如此，只要风势仍强，野火仍旺，我们的陋规恶习，文化底层的怯懦与自私，就不可能像莠草那么漫山遍野，肆无忌惮。

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当年她从美国学成回台，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发表小说评论，似乎要成为学院派的批评家。幸好那些杂文并未铺张成引文成串附注成排的“学术论文”；而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刊出之后，她显然就从文学批评转向了社会批评。尽管“天还未亮”，解严还得等待三年，她英勇的笔锋所指，已经是文化意识、社会陋习的种种患处，所以激起了有心人普遍的共鸣。

在五四之后七十多年，龙应台竟然还得像梁启超那样披上启蒙先锋的战袍，用直接而有力的杂文，“笔锋常带情感”，来揭示我们社会的病情。那笔锋，介于胡适的理性与鲁迅的感性之间，但都能把握对事而不对人的原则。

在《生气，没有用吗？》一文中，应台曾痛贬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时她恐怕全未想到，十五年后这丑陋的都市竟会请痛骂它的人来变化气质。她竟然肯跟马英九回台北来做首任的文化局长，大家都很担心，担心如此的文化英雄，怎能像骆驼一样穿过市议会的针孔。果然上任不到十天，尚未进入会期，她竟已尝到了一位女议员的警告，有一次对朋友说着，忽然大哭起来。朋友们都担心，龙卷风真抗得住夜长梦多吗？

不料风势能伸也能缩，三年下来，飓风竟然变成了化雨。无论对文化遗产、耆宿故居等等的维护或利用，或是文艺活动的安排与倡导，应台都全力以赴，做得有声有色，真正提升了台北市的文化气质，而使马英九的团队成了一头醒目的龙马。台北市文化局举办或辅导的文艺活动，凡我参加的，都可以见证局长不但从容主持，而且无论用中文或英文致词，都言之有物，流畅且有文采。

不过人在官场，当然无暇执笔，而且不容畅言。苦练三年之后，龙卷风终于恢复了自由，言路更宽，讲台更大，听众更多，风势更劲。她把讲台搬去了香港，更为整个中文世界所注目、所聆听。在统独之上，中西之间，风声不绝。至于毁誉，她似乎都不在意，因为有风过处，树林总不免飒飒而鸣。

第三度成功

作家

余秋雨

二十年前，当《野火集》刚刚问世的时候，风靡和抵拒同时产生，而且两方面都很强烈。这是它的第一度成功，证明它所发出的社会评论，确实深深地搅动了社会的精神层面。

照理，一个作品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蓬“野火”蓦然照出了社会人心的诸多弊病，即便人们躲开了它的光亮，也会在黑暗中留下记忆。但是，谁知这蓬“野火”不仅没有被躲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了世间的自然光亮，它所表述的观念，那些当初既惊醒了很多人又激怒了很多人的观念，在二十年间已在台湾社会渐渐普及，人们对它既不惊讶也不愤怒了。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它的第二度成功。

然而，这还不是它的终点。

近年来，虽然《野火集》的观念已经大体普及，但是行为实践与这些观念仍然有很大距离，而社会上的新问题更加层出不穷。所有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精神文化素质的引领作用。

目前对社会精神文化素质起引领作用的显然是媒体。媒体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能演变成暴力。这在威权专制的情况下是如此，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方向不同罢了。我们已经一次次清晰地看到，各种传媒间天天都有大量的文化人在发言，但当传媒的至高目标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这就不能不与世俗民众构成一种互为资源、互相塑造的不良关系，这种关系所形成的加速运动，几乎任何力量都难于抵挡。它每时每刻拼凑着浅薄的道义、随意的证据、失控的情绪、颠倒的轻重，鼓动起一次次规模庞大的视听灾难，又开启着一轮轮更焦渴的耳目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向谁求助呢？求助于民众的自我禁忌？求助于媒体的良知复苏？还是求助于政府的疏导劝告？显然都不可能，也不合适。想来想去，只能企盼着高层文化人振聋发聩的声音让世间一惊，就像当年《野火集》问世时的情景。

这种想念，这种企盼，是《野火集》的第三度成功。

这种想念，这种企盼，已超越《野火集》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向着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以及本于这种责任的破门而出，破门而出以后的准确判断，准确判断以后的慧言利词。让人们听到一些钓饵的声音，然后从媒体的壅塞中抬起头来，静一静，想一想。

这种想念，这种企盼，还针对着当前越来越密集的社会话语中的文化缺失。环视四周，媒体间的“济世方略”很多，互相之间的辩论也很激烈，主要是政治话语，其次是经济话语，然后是大大小小的社会生活话语，却很少有人从集体文化心理结构上来探讨目前遇到的问题。而事实上，这种深层的集体文化心理结构，才是密穴所在，关键所在。这真如我在《借我一生》中反复讲述的，大陆的“文革”看似政治运动，看似破坏了文化，其实恰恰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从政治上解析“文革”是浅层解析，从文化上解析“文革”才是深层解析。《野火集》在二十年前就从集体文化心理结构上解析了中国人的毛病，而这样的解析在今天的媒体间已成了空谷足音。

《野火集》在台湾出版二十年，在大陆，则是十七年，晚了三年。从当时两岸文化交流的情况看，算是快的。对大陆而言，已经在台湾普及的《野火集》的观念，有不少还有待于普及，而近年来传媒暴力的泛滥、文化话语的贫乏，则是叠加了变形的威权和变形的自由这两方面的背景，情形更加乖戾。对此，我本人已深有体验，还多次与龙应台交流过这种体验。所以，对于上述的想念和企盼，自然更加殷切。

龙应台是我的朋友。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总是在古城西安一次次不期而遇，每次又都会遇到另一个朋友贾平凹。她曾透过电视镜头，对于在大陆遭受诬陷和诽谤的我进行及时的声援和慰问。后来，她的言论又遭到大陆某些“批判家”的讨伐，言词之凶残，已远远超出我的遭受，我却不知如何安慰她了。前些年，她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我到她的办公室拜访，看到她为提高台北市的文化品位做了大量建设、保存、推广的工作，受到市民的广泛拥戴。这表明，真正的文化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文化建设者，批评和建设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看了她的文化建设成果，人们也就更能读懂二十年前的那本《野火集》了。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

二十年，在中国传统的习惯中称作一代。一本书在二十年后还能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那就证明，这书足可称得上“一代文笔”了。

谨此祝贺，我的朋友！

野火不尽

台湾师大美术系教授

何怀硕

《野火集》出版至今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中，世界大变，中国大陆大变，台湾大变，社会与人生也快速变得令人措手不及。

龙应台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野火”的第一篇时，是一九八四年底。当时她写台湾是“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而现在，朝野都说是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不过，现在多年没有人口统计，大概日渐少于二千三百万。许多台商去大陆，连带家眷与许多定居大陆的人，数目不详，常听说的数字不是十万八万，而是百万以上，而且移民去各国的，人数有增无减。加上台湾新生儿大幅减少，再加上几乎每两个半小时就有一人自杀，前几天，一天竟有十四人；总之，台湾人口五十年前自几百万到台湾钱淹脚目时增加到四五倍，最近若干年已逐渐减少。其间因素之复杂，问题层面之多，若深入研究，真能以一斑窥全豹。龙应台如果现在写该文，大概不好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的标题。因为现在连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是什么“人”都没有一个不引起争议的“全称”。

龙应台《野火集》所批评的种种，二十年来，有少数问题已因社会演进而得到改善；有更多问题不但未见改善，且更加变本加厉；更有许多二十年前不可想象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