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野火二十年(2)
第23章野火二十年(2)
过去创造经济奇迹的台商其实是一种干练的个人主义典型，五湖四海，浪迹天涯，擅长单打独斗，虽然来自土地，却向往海洋。时至今日，当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累积超过二十四个台湾所能承载的程度，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虚拟的感官体验充斥于电视、电子资讯的大海，大部分人似乎只能强调“随机应变，快速反应”的竞争守则，选择当一个只看得到“利”而见不着“义”的“独眼龙鲁宾孙”。这种“台湾制造”的鲁宾孙，徜徉在个人主义的荒岛上，凭借着一台手提电脑和网际网络，下载一堆资讯软件，陶醉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不出门就可以跟全世界打交道，使台湾变得益发像一座波浪形的海岛，一层层波浪迅速涌至，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快，速度感更强，淘洗的力量越大，也让人因为速度的追逐而抗拒更本质性、更根源的种种课题。面对台湾经验的失落，龙应台选择在两年前重出江湖，再度在“人间”副刊上大规模地放火，集结而成《面对大海的时候》一书，其中尤以《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与《五十年来家国》最引各方的瞩目与争议。只是这回，野火变成了战火，一波又一波批评和质疑的声浪，放火的人几乎差一点就要灼伤了自己。在龙应台开出的一系列文化药方里，关于现代公民的格局、素养和梦想，或者是相对于全球化和在地化，台湾跟世界历史接轨的国际化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正字标记的龙氏正气散。只是，当众人迷失于统独、南北分裂的此刻，当大家犬儒地选择不表态，或假装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在特定历史时空的这点上，龙明确提出她的价值观，投射出她的意识形态，天真地要大家回归中国文化，让台湾成为“中国文化的灯塔”，不禁让人有一种迂阔之感。读者不免要问，举世滔滔，都在拥抱全球性的海洋文明之时，连中国也积极投向西洋的怀抱之际，龙应台为何要回过头去拥抱大陆——这一帖中药，岂能不教人有错乱之感？
面对大海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和桑丘放眼四看，见到了生平未见的大海，浩浩渺渺，一望无际，比他们在拉·曼却所见的如伊台拉湖大多了。海边停着一艘艘海船，正在卸船篷，可以看到上面张挂的许多彩带和细长三角彩旗在风里抖动，蘸拂着水面。船上喇叭、号角众音齐奏，远近军乐一片悠扬。海船开动，在平静的水面摆开交战的阵势。顿时有无数骑兵应战似的从城里奔驰而来，都制服鲜明，马匹雄健。船上战士连连放炮，城上也放炮回敬。城上炮声震天，惊心动魄，海船的大炮也声声相应。大地如笑，海波欲话，天气清朗，只有炮火的烟偶尔浑浊了晴空；这种情景好像使人人都兴致勃发。桑丘不明白怎么海上浮动着的庞然巨物会有那么许多脚。”（杨绛译文）
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结尾，拉·曼却的“梦幻骑士”堂吉诃德离开了西班牙的内陆荒原，来到梦寐以求的巴塞罗那城，在那里，他和他的傻子跟班桑丘生平第一次看到海，亲眼见证大海时代来临，心中的激动震撼自是难以言喻。也就在同年冬天，堂吉诃德几乎可以说是，了无遗憾地死去。话说回来，作为一个中古世纪的破落骑士，他的驽马、长矛和生锈的盔甲、盾牌毕竟是不属于大海的，也因此，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只能落得，为一个时代的逝去，望洋兴叹。在我看来，堂吉诃德和龙应台，一个中古西方骑士，一个现代东方侠女，两人都为拯救旧有价值而显得，或陈腐或迂阔，却也都是伟大的武侠骑士理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说，龙应台接续了堂吉诃德的精神，背负着维护古典价值的使命，在华文世界孤军奋战，踽踽独行。
然而，与其说龙应台要我们回归中国文化，不如说，在大海冲刷下的价值洪流里，在台湾文明、文化的土石流中，她一方面教我们紧紧抓住古典文化构筑的木筏不放；另一方面，又鼓励我们定锚在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上，面向大海，勇敢出航。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发现，龙从女侠忽忽变成了女娲，试图用大陆文化的泥巴，掺和海洋文明的水，捏塑出一种中西语俱佳，真正能与国际接轨的，新台湾人种。也就在这里，龙应台的修辞策略，说故事的方式，开始显得过于依附本质主义，过度为古典文化的乡愁所引导。字里行间，她让读者有种错觉，误以为今天的我们跟古典汉文化的关系，可以构成一种直线式的因果逻辑，似乎只要找出某些失落的意义环节，就可以轻易地恢复，重新打造失落的家园与世界。龙应台有所不知，“中国文化”或“古典文化”在台湾，往往与沉重的历史教科书、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义等值，不单是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不正确”，也是他们至今选择、宁愿不去面对的古典传统与人文价值的大哉问。
期许一个有国际观的新江湖
台湾的民主政治蓝图，向来都是嘈嘈杂杂，一点也不井然有序的，台湾人的处境或困境，也往往就像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的，那种扬帆出航以后，才被匆匆告知任务的船长和水手。也因此，假如我们能认识自己的漂流状态，掌握它的真实与不真实，就可以进一步认知，我们过去从哪里漂流而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能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有龙应台所说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了解我们的挫败和迷失，找出突破这些困境的方法。即使台湾社会过去尚未，最近的未来也不一定能，产生一股“决定性的多数”（criticalmass），去统合出新的价值秩序，我们也可以朝“决定性的个人”和“决定性的少数”的大方向迈进。说穿了，龙应台所传承、传递的野火，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教导我们在现代的荒原上培养价值的火种，批判的火种，或点灯或放火，在众多的小天地和大天地、边缘和中央之间，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串联的策略，就等有那么一天，小天地连结大天地，边缘再一次反攻中央，把国民党劫、民进党劫，把当下令人十分难堪的“国民进党劫”终结掉。
出乎那些力图“去中国化”的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意料之外，龙应台的中药处方，其实可在奠基于古典汉文明之上的当代日本社会，得到清楚的呼应。现代日本的身强体壮、脑清目明，分析起来，乃是以古典大陆哲学、东方宗教文化强身，再以西洋文化固脑，将东洋跟西洋文化融合，提炼出的一种东瀛经验。只是，相较于日本人重视长时间累积，凸显本质性的文化模仿与创造，当代台湾社会所呈现的，往往是一种渴望立即见效的，建构式速成拼贴文化。追究起来，我们得勇于承认，混血与变异恐怕才是台湾文化的本质。但，未来世界既有可能以夷狄的经典变华夏，也可能以华夏的经典变夷狄，我们又何尝不能，以龙应台的乌托邦想象为触媒，大胆地进行文化跨界的实验，嫁接东方和西方，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让台湾勇敢地从殖民历史的“百年孤寂”中走出来，创造出某种更生野、更瑰丽的“异文化”也不一定？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一股源远流长、不容忽视的民间生命力，一个不相信官方的小传统，当被压抑的民间力量日益壮大，它往往悖离中央，寻求创造自己的水浒或桃花源。四百年台湾，从郑成功家族的海盗帝国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社会，见证的就是这样一股风起云涌、蔚为大国的民间力量。在我乐观看来，今天的台湾民众已不复是昔日的市井小民，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见过风浪、见过广大世面的台湾人，早已共同创造出一种，也许可以径称之为“江湖台湾”、“功夫台湾”的东西，正逐渐加速与“江湖国际”、“功夫国际”的接轨中。这样一种扩大的江湖感，这样一种国际性“江湖文化”，有别于“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而又能辩证性地结合二者，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第三空间”。只有在这样的制高点上看台湾社会，我相信我们才不至于，重演“小红帽与大野狼”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游戏，掉入蓝绿阵营的“本土妄想症”、“中国妄想症”，或任何一种政治版本的本质主义陷阱中。也只有在这样的制高点上，在这样的建构式文化空间里，我们才可望从仿冒代工的“海盗台湾”，成功地转换为一个深谙东西文化，经纪中国与世界的“水手台湾”、“游侠台湾”；我们才可望沟通夷狄与华夏，沟通利与义，创造出一种新的江湖文化与江湖道义。
《野火集》出版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二十年的漫长光阴，足以让整整的一代人凋零，让新的一代人出生、成长。进步的真理与幻象似乎永远共存，二十年见证了战后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时代”（epoch），二十年又何尝不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佛家所谓的“劫”。新一代的读者们哪，不管你们是酷世代、炫世代，还是破世代、孽世代，民主政治只是一种（讲究操作熟练度的）技术问题，并不牵涉价值的创造，从龙应台的部落格，到你们的部落格，也只有一种梦想的距离。如福柯所说，我们一再发现自己处于开始的位置；因为这样，我们更应当一起思索未来，以新的火焰挑战者、文化挑战者为己任，化被动为主动，大力叩问个体生命的意义，将我们共同的困境，化成一场戏剧性的自我追寻，扩张梦想的蓝图和坐标，脚踢东西文明，甚至期待有一天，将龙应台的野火放回西方去。新一代的读者啊，让我们从批判的野火中浴火重生，锻炼出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与价值的炼金术——《野火集》本身正是这样一部新文化的经典——把启蒙的故事、野火的传奇，继续传述下去。
从“当家”到“做主”
——二十年后重读龙应台《野火集》有感
台湾中兴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向阳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龙应台逐一例举她回台一年所看到的社会乱象，质疑这个社会为什么不生气？
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色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这篇文章是《野火集》的第一篇，其后龙应台以她敏锐的观察、犀利的文笔，以及在那个尚未解严的年代中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观点，陆续发表了《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对立”又如何？》、《台湾是谁的家？》等文章，在短短一年中，迅即引起各方热烈反应——用龙应台的话来说，“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当时国民党文宣、政战单位几近“抓狂”；在高压戒严下无处倾诉苦闷的小市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对龙应台的“滋事”姿势大表认同，四处散发这些被执政者认为“有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了，不到一个月再刷二十四次，不到半年就超过五十刷，卖出十多万本，这样的热卖现象，在八〇年代中期，大约只有反抗国民党的党外杂志可堪比拟——但又不同，《野火集》平躺在大书店的入口平台，标志着“畅销书”、“狂卖”、“推荐阅读”的光彩，在读者的口碑相传中，烧出熊熊的火光，龙应台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的代言人；党外杂志则是在警总不断的查禁、搜索和几近“抄家”的抑压之下，以“禁书”、“违反政策”的“污名”而同样在读者的口碑相传中热卖，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郑南榕为了坚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而自焚为止。
龙应台的社会批判和“党外”杂志的政治批判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一个在体制内发声，要求从人民生活看得到的地方改革起；一个在体制外发声并且采取行动，要求国家机器和体制的改变。两者都是八〇年代的台湾社会和人民所需，没有必要比较其中高下。龙应台实际上已经注意并对当时台湾的思想自由和民主问题有所质疑，遗憾的是，她的发声平台是在岛内仍受思想掌控的媒体上，这使她主张思想自由、要求民主政治的文章难于发表，《野火集》中对于台湾当时集权统治的现象之所以未发一语，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场域限制，而非龙应台不为。
事实上，龙应台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以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小说中虚拟但实际存在的“老大哥”集权统治暗示台湾欠缺民主自由制，但这篇文章并未见报，到出书时才收入，可见当时媒体受到的压力。另一个例子是，《野火集》出书之后（也可能是之前），龙应台写了一篇《天罗地网》，以极其强烈的口气质疑：
啊，是谁在制造这么一个没有逗点没有留白没有空间没有思想自由紧得透不过气来密得挣脱不掉使眼睛耳朵头脑疲惫不堪天罗地网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