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野火二十年(1)
第22章野火二十年(1)
天真女侠龙应台——走过野火时代
《中国时报》副总编辑
杨泽
一九八四年，小红帽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二十年前写《野火集》的那人，并不是野狼，而是小红帽。
二十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台湾畅销大卖，二十一天内再版二十四次，盛况空前，读者反应热烈，遍及各阶层，尤其对学运世代前后的五年级有深刻影响，据说后来俨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学运指南或社运手册，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到那么一本，反正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个人买回来的，普及程度有如当年许多家庭必备的“培梅食谱”。
过完年的春天，龙应台跑来纽约，一心想赴联合国总部“朝圣”，会会那些她心仪已久的保钓健将刘大任、郭松棻等人，由当时任“人间”副刊海外联络人的我充当地陪。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大家都聊了什么，独独对龙一面之缘的印象，十分鲜活。记得这个身躯瘦弱的龙应台，苍苍白白，忧忧郁郁的，一副纯真无邪模样的文艺少女，却满满的忧国忧民情怀，相较于那几位，几乎也是整整二十年之前，在《中央日报》头版被冠上“匪”字号的左派大哥们，她时而沉思，时而怔忡的神情，似乎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像个闯了大祸的小女生那般。
那是解严前两年，龙应台刚刚三十出头。战后台湾社会，累积多年对体制不满的能量，暗潮汹涌的批判声浪，随着龙应台引燃的这把野火，迅速蹿烧，这样的一把野火，这样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质疑叩问，那扇外强中干的旧体制大门，也就这样，便这样应声倒下。只是，与其说龙应台英勇，或者，如杨照后来形容她“憨胆”，倒不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硬生生地把那把火炬，那把屠龙刀，塞到她手中（英文的说法，somehavegreatnessthrustuponthem），她也就上了台，贴切地演出屠龙勇士的脚色。她其实更像是小红帽，意外地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龙应台是吃了强身、多吃无害的“正气散”
龙应台的野火照亮了什么？哲学家康德说，启蒙是走出不成熟的状态，勇于求知。《野火集》，毋庸置疑，正是这样一本，为解严作准备，引领整个社会进入全民民主时代的启蒙书。这本书照亮我们的不成熟、尚待启蒙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掀起战后台湾新一波的“启蒙运动”。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龙应台？为什么是《野火集》？相较于上一波，从鲁迅到赖和，李敖到柏杨的旧启蒙，这一波又有何不同，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效果，如此深广的回响和共鸣？
今天回头看来，不论是鲁迅的野草风、匕首风杂文，或者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都不脱传统文人作风。这些早期的启蒙英雄，我们可以权且称之为“刺客型”文化批评家，他们对中国历史有种根深柢固、近乎非理性的迷执；由于对封建体制，所谓“吃人的礼教”，存着“必欲毁之而后快”的怨怼心态，他们是复仇的人，踩踏着哈姆雷特式的独白步伐，到头来，空留复仇不成的凄凉和孤独形象，以悲剧收场。敢冒各种反传统、反群众的大不韪小不韪，他们更是“放屁的人”，穷酸恶臭，如一士之谔谔般大鸣大放，最终，却只让他们成了自吹自擂、乏人搭理的忧郁白衣小丑（pierrot）。历史的冷酷，群众的无情，可见一斑。
如果说，前人的悲剧（坐牢，书被禁）是“刺客型”文化批评家的宿命，龙应台乃是一则历史的童话或牧歌。龙应台她其实一点也不野，《野火集》的野乃是“礼失求诸野”。作为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自由派作家，龙应台不可能像传统文人那样唱高调，筑起一道与世隔绝的高墙。贫困的出身，加上以劳动阶级为主的生长环境，让她更像是野地的稗子，具有十分务实的性格，立论处处充满“卑之无甚高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感。相较于前人自我放逐、反体制的游击战略，龙应台一开始就站在历史的亮处，置身群众中间摇旗呐喊，很自然地融入代表全民心声的合唱曲中。如果，前人擅长以毒攻毒，如化脓剂般，奋力将痈疽赶尽杀绝，龙应台则是一帖正直中和的正气散，吃了强身，多吃也无害。
虽然立意烧掉旧框架，龙应台对体制的态度乃是温和的、改良派的。在当年广受瞩目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大学生你为什么不闹事》系列文章里，她的笔调，一点也不辛辣刻薄，反而娓娓道来，轻易地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与来自民间的浩然正气。龙应台是一个新时代的文化批评家，但，她也自期、自许是一个具有高度伦理反省力的自由人与现代公民，在她的字典里，公与私，男与女，上一代与下一代，情与理，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她不怕有人说体制坏话、说传统坏话，只怕大家不说话；她不怕自己或别人到处煽风点火，就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野火于今看来正是当年的一个部落格
《野火集》现象说明了，小不是重点，以小可以搏大，小红帽可以棒打大野狼，小市民可以力挑大特权。不少人今天批评龙应台是大论述（sic，其实是“大叙述”），回到当年，龙不过是，挪用今天的网络词汇，一个小小的“个人新闻台”，一个无权无势的部落格，因为敢怒敢言、敢骂敢冲，一旦有了“人间”副刊的平台，马上红遍台湾。
仔细思索起来，我们仍感不解，忍不住要再问一遍：一名默默无闻的归国学人，一位与主流文坛无涉的新人，一个看似无所挂搭的孤立个体，何以能撼动广大群众？历史的偶然如何变成必然？这位在赤贫的高雄茄萣乡生长，在纯朴的成大校园做梦，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文艺少女，何以能拥有，宛如少女漫画般的“变身”魔力，在一瞬间蕴生巨大能量，把众人连结在一起？正气散、运气散云云，又如何变成众人借助练功的丹药？
毫无疑问，龙应台的成功，时代的风云际会，乃是建立在战后中产阶级的成熟，以及，相对应的，此一阶级的渴望在台湾社会当家做主。然而，真正将她和众人的生活串连起来的，不如说是，龙应台的草根性格，激发了当年大小市民的公民意识，也就是说，正气散的药效即在于，催化台湾人潜在的公民精神，让家国情怀、乡土情怀以及个体价值和尊严，紧密扣合在一起。
龙应台的《野火集》，借用现代广告商的词汇，因此是属于众人的。龙应台一直就是个“说故事的人”，她的文章夹叙夹议，饶富传统的说理训示，却从不见艰涩聱牙的论述援引，有的只是一篇篇，掺杂作者与周遭众人生活经验的故事。透过这种说故事的方式，龙应台将她在欧美社会生活过的公民经验，拿来和台湾市井小民的本土经验作沟通，为民间社会和西方公民社会搭起了一座桥，把那些当年台湾社会亟需的、崭新的理念价值和形式，通过她的故事、人物，传达出来。
龙氏正气散的成功乃是一个奇妙的启示：批判体制就一定得反传统吗？乡土情怀、家国情怀之外，如就文体看来，龙应台的言说策略，其实和传统民间艺人的叙述技艺相仿，像是行走江湖，落地说唱的说书人，或者，早年扭开am频道，一边讲古一边卖药的广播主持人；只是，新式说书人龙应台，说的是现代警世寓言，卖的是正气运功散。
盗火的玉娇龙
这二十年下来，龙应台可以算是中文世界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奇观，她所搭建的思想桥梁，让精英与大众、民间社会与文人传统、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有史以来，从未这么大规模地串连在一起。纯真如她、天真如她，宛如一名行侠仗义的女侠，在华人世界到处路见不平，“放火”相助，就这样，一路从上海、新加坡，到香港、广州；从二〇〇四年“三一九事件”，当台湾的民主价值被质疑的时候，她挺身为台湾民主辩护，到二〇〇五年连、宋先后访问大陆，她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发表《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几天内，数百万人次的网上点阅，大力放送台湾意识与台湾价值，整个华文世界俨然已成了一个扩大的现代江湖。侠女龙应台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玉娇龙，虽然不谙武功，无法轻身一纵、飞天走地，或者刀光剑影，杀得敌人落花流水，但同为女人，她们的天真，教人无从防备，放火绝招一出，往往出其不意、让人措手不及。
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其实台湾就是龙大侠的练功房，她扎马步的场地，她在这里开创一个可径称之为“野火时代”的东西，而所谓的“台湾经验”，不正就是她研发成功的独门招式。虽然台湾经验的价值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不上西方的文明民主社会，不过相对于封闭落后的华人社群，益加显得弥足珍贵。自任为台湾经验的代言人，龙应台透过各种形式的写作与演讲行动，不断地输出台湾经验和民主价值，一旦台湾价值受到质疑受到轻视（例如成龙说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个笑话），龙应台就必须跳出来抗辩，为台湾讲话。
龙女侠放火的绝招究竟出自哪一本秘册宝典？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这角度看来，龙应台的“野火”，大抵是承继盗火者的启蒙角色，将她在西方世界盗来的火种，带回家乡。“五四”以来，这些前前后后到外地游学的人，像龙应台一样真正航过海，在国外闯荡，然后回到本土，关注自己的使命，企图将第一手西方生活经验的视野，和本地传统做沟通的“水手型”作家学者，大有人在；难得的是龙女侠洞烛机先，匠心独运，在她的创意研发之下，源自异域“以夷变华”的野火与本乡本土“礼失求诸野”的野火居然能汇成一炉，照亮了华文世界的废墟。可惜的是，他们的队伍当中也混入了不少，或许可以称之为“海盗型”的文化买办，这些人关注的是，别人有什么财宝、有什么秘笈，可以现买现卖，因此常搬来许多炫人耳目的理论，实际上却对西方文化缺乏内在的理解，更根本的还是，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记忆与经验，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但，这也许是长期以来无法破除的宿命，就像过去台湾被认为是“海盗国家”的典型，如今说穿了，大家往往也还只是在做仿冒代工的工作，拿西方世界的财富来当自己的饭碗，并无法进一步提升自己。
再度放火，《面对大海的时候》引发论战
过去，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耀眼地位，一度让我们感到相当自满，我们因此可以自豪地说，龙应台是台湾文化输出的骄傲。然而，曾几何时，跨越千禧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短短四五年间，台湾的“成功故事”却如梦幻泡影般迅速地褪了色。曾经，最让众人志得意满的台湾价值，现在回头看来，变成一场可疑的历史大戏；曾经，我们以为掌握，最进步的现代和后现代论述，如今纷纷宣告破产，思想像整个被掏空了一般。“野火时代”大力标榜全民民主、全民发声的年代的到来，强调大破大立，唯有人民得以透过自我与群体的“权力意志”，进行一场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价值重估”，光是一九八七到一九八九年间，就发生了十七个社会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反污染自立救济运动、生态保育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不一而足）；然而，若以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议题为例，每个家庭今天依然宁愿砸钱买饮水器、滤水器，也不相信政府可以协力改善饮水问题，不相信政府的公共工程，不相信政府会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野火集》所开创的公共空间、公共论述最后几乎悉数垮台。我们除了对公共工程失望，对充斥各种call-in节目的公共领域更是充满愤懑之情，蓝绿相互责来怪去，以统独、族群等简单粗暴的符码去诠释别人，整个社会宛如陷入空前的灾难，眼下只感到一片幻灭和迷失。
台湾经验的无法累积，台湾价值的失落，如果归咎起来，首先在于，我们只有蒋勋所说的“减的文化”，而没有“加的文化”，也就是说，下一个政权往往处心积虑地，把上一个政权的文化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其次，也许更重要的，过去台湾经验或“现代性”被设定的模式，我们不得不承认，让人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扩大的名利场，深深为它所展现的浮华世界所着迷，而看不见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也正因为，众人在实际生活中看不见人文价值、古典价值的作用何在，以至于，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所谓经济奇迹，所谓民主政治，到头来都只是，金钱游戏与权力斗阵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