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在“一九八四”以后(5)

第21章在“一九八四”以后(5)

这个问题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构成一个难题。我在台湾南部长大。通常一班六十个小学生当中，只有一个外省小孩；就是我。我所面对的，是台湾的语言、台湾的山川土地、台湾的生活方式，可是身受的教育又时时在耳提面命：我所面对的，都是次等的、暂时的，这里不是我的家。台湾话是鄙俗的，歌仔戏是下流的，台湾歌没有格调，拜拜是迷信……说着一口标准国语的我，心里有一种优越感——“我”，不属于台湾的“次等”文化。在这种优越感中长大；一九七九年我在纽约，遇见一位刚从湖南出来的人。他从长沙搭火车经过广州，再从香港来美。带着浓重的乡音，他谈湖南的湘江、乡下的茶油树、辣椒山；然后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愣住了。我能告诉他我是湖南人吗？不能，我不会说湖南话，对湖南也一无所知。那么应该对他说我是台湾人吗？一瞬之间我又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贫乏：不会哼一句台湾歌，没有看过一场歌仔戏，从来不曾在庙里上过一次香，不知道廖添丁是什么东西——一直视台湾为次等文化的我，现在又怎么能说自己是“台湾”人呢？

纽约的经验给我很大的震撼，发觉自己是那样一个无根的人，而无根的原因在于我身受的教育：是我的，我不承认；不是我的，我假装是。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我说“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世居台湾的所谓本省人，是不是就比我“有根”呢？也不见得。淡水有个红毛城，但是你去问淡水的居民那个红毛城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恐怕十个有八个说不出所以然来。只知道那边有个土红色的城墙，上面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外面有很多摊贩卖淡水“铁蛋”。进入城里的话，你会看见里头有些桌子椅子，但是没有任何说明（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改了？！），唯一的“说明”是很多很多木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在此小便”！我真觉得纳闷：是真的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角落里做那件事吗？怎么那么多牌子？

台南的亿载金城旁边要建一个迪士尼乐园，案子送到台南市长那儿，居然也通过了。陈奇禄先生表示很伤心。但是台南市的老百姓是否伤心呢？大概十个中又有八个根本不知道亿载金城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对我们生活环境蔑视、忽视的，还不只我这个自认为不属于这里的“外省孩子”而已。几百年来在这生生世世的人似乎对台湾本地的传统也漫不经心。在这里，我们又要追根究底了。

我手中的小学社会课本一共有十二册，每册平均一百页，总共是一千两百页左右。社会课本开宗明义地指出两个宗旨，一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中国的历史渊源，二是使他们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综观这十二册，我发觉台湾基本上被当做中国华南地区的一个省份来处理……真正专注于讲解“台湾”的，在这一千两百页中只有三十多页！如果整个十二册的宗旨在让孩子们了解他的“生活环境”，为什么这个“生活环境”只占四十分之一呢？

而这宝贵的三十多页又是怎样地来描写台湾的呢？它所强调的主题是：台湾是复兴基地。让我们推敲一下“复兴基地”是什么意思。

它基本上有两重的涵义：第一，它是军事的，也就是说，买战斗机比建精神疗养院重要。第二，它是暂时的，只是一个“基地”而已，不是安身立命生于斯死于斯的家园。

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社会课本这样教我们的孩子。怎么能怪我这个“外省孩子”不把台湾当回事呢？怎么能怪淡水的居民不了解台湾呢？

谈到这里，我大概已经碰到了敏感地带，让我作一下说明。台湾在政治上何去何从，不是我谈话的主题；我不懂政治，没有资格在大众传播上发言。我在这里所迫切呼吁的，是不管今后政治走向如何，我们一定要开始建立“台湾意识”，简单地说，全心全意地重视台湾。了解我们的历史渊源固然重要——我们都是骄傲自尊的中国人，可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环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是一千两百页之中的三十页！

要建立“台湾意识”，首先，教科书必须全面地改写，告诉下一代台湾不“仅只”是个“复兴基地”，她也是个有历史、有文化、有长久的未来，需要细心经营的“家”。历史老师不只告诉孩子们玄武门事变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还要带着小学生去看卑南遗物，走草岭古道。地理老师不只告诉孩子们青海高原的气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领孩子们坐阿里山的小火车，观察在哪一个气候带有哪一种植物。讲解宗教时，老师不仅只谈书本上的儒道释，他还要带孩子们到庙里去，在香烟袅袅中告诉孩子们妈祖、土地公、七爷八爷、城隍爷究竟是怎么回事。

“台湾意识”要这样从根植起，让它慢慢发芽、长大，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没有本省外省的分别——才可能建立起有特色、有实质的受全体认同的文化。目前的状况是，大陆的文化我们带不过来，带过来的也是零碎的、断层的；眼前的文化，好像又不愿意认同，在这种前后不接的空虚状态下，西方的强势文化，还有日本文化，很容易就可以席卷台湾。最近很多人对日本“原宿”

次文化的侵袭表示着急担心，我在暗笑：台湾受美国文化腐蚀有多么深，再加上个日本文化，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难道受日本文化侵略不可以，受美国文化全面占领却理所当然？

重要的不在于如何武装自己，排斥外来文化的侵略，如果台湾本身有一个扎实的文化体，它自然会从容不迫地面对外来的冲击，加以挑选淘汰。没有一个扎实自足的文化，冲击一来就头昏眼花，无所适从。然而扎实的文化从哪里来呢？最迫切的就是必须突破我所说的“文化精神分裂的困境”，大大地张开眼睛重新认识台湾这个“生活环境”，承认它，肯定它，拥抱它。

在建立“台湾意识”这个方向上，政府其实已经有了起步。身份证上加上“出生地”是个小小的动作，却有重大的意义。台北市地铁的兴建，也是一个眼光长远的投资。最重要的，当然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大计。这些起步虽然嫌晚，总比没有好。不过起步也只是起步而已，离真正问题的解决还遥远得很。我觉得政府和民间两者都还没有体认到“台湾意识”的缺乏是许多问题的症结，也还没有体认到“台湾意识”的建立是如何迫切的一个课题。我在一九八六年八月的今晚提出建议：我们的教科书必须改写，你想哪一年才可能实现呢？

今晚所谈的两个困境——“独立思考的困境”与“文化精神分裂的困境”——都因为有政治意识的纠结而不太有“摊开来，大家谈”的机会。一谈到独立思考，马上有人叫“学潮”、“动乱”，像喊“火灾！火灾！”一样。“台湾意识”又可能被解释为“台湾独立”，比“火灾”还要可怕。让我们有一点硬碰硬、面对问题的勇气吧！独立思考不是毒蛇猛兽，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机，没有那个能力，一个社会只能原地踏步。至于“台湾意识”，在有人急着给我戴顶大帽子之前，让我念一段“野火”的片段：

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

我的“台湾意识”，不过如此。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的。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是我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感谢你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