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在“一九八四”以后(4)
第20章在“一九八四”以后(4)
“要建立‘台湾意识’，首先，教科书必须全面地改写，告诉下一代，台湾不‘仅只’是个复兴基地，她也是个有历史、有文化、有长久的未来，需要细心经营的‘家’……我觉得政府和民间两者都还没有体认到‘台湾意识’的缺乏是许多问题的症结，也还没有认识到‘台湾意识’的建立是如何迫切的一个课题。我在一九八六年八月的今晚提出建议：我们的教科书必须改写，你想哪一年才能实现呢？”物换星移，权力换手，台湾“民主”了。一九九九年回到台北，站在台北议会的质询台上，我被民进党议员高声指控为“不是台湾人”。二〇〇二年有一次在市政府一个电梯里，碰见一群怒气冲冲的人，看见我，劈头就说：“大中国主义者，滚啦！”
今晚所要谈的，是在台湾生活了这三年之后，就一个关心台湾、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在我临别前夕作的一番回顾与整理，用“困境”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认为台湾现在面临着两个比较根本、比较严重的困境。这第一个，我称它为“独立思考的困境”，第二个，是“文化的困境”。
台湾的知识界喊“独立思考的重要”喊了几十年。我自己这一两年的写作，不管是《野火集》或“评小说”，都在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来呼吁独立思考的必要。于是有读者问：“独立思考？从哪里开始？”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牵涉太大了。但是先让我离题一下。
一九六五年，日本前东京大学教授，一个叫家永三郎的，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原因是他所写的日本史教科书有某些历史诠释与“国策”不合，不为文部省所接受。家永认为日本政府侵害了学术的自由，违背学者的良心。这场诉讼经过一审二审，有胜有败，持续了二十一年之久。
家永的诉讼案在台湾没有引起注意；引起注意的是一九八二年的教科书删改事件。为了迎合政府的喜恶，教科书的编者们纷纷把“侵略”改成“进出”，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加上一个莫须有的问号，表示它可能根本不曾发生过。中国人才生起气来，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家永的立论是，一个政权或政府，没有权利操纵人民的思想教育内容。这种立论有它的历史背景。战前的日本，跟目前的台湾一样，所有的教科书都由政府统一编制，也就是说，由政府来决定学童应该接受怎样的一套意识形态的灌输。这种做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我们中国人是深受其害的。有一个流传的故事：一个日本老师拿了个大苹果给学童看，问他们“好不好吃？”，天真的学生说“好吃”；好吃的话到哪里去拿？中国的满洲。在这里，教育成为执政者的工具，将侵略意识潜移默化地种在下一代的心里。（这个流传的小故事当然是中国老师讲给中国孩子听的，以求达到另一种目的。）
把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是家永一类的学者所惧怕的，他们害怕历史的大悲剧重演。战后的日本和多数欧美国家一样，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制，政府只能审核品质，但是不能操纵它的内容。这种做法的目的，当然在避免一个政府有计划、有系统地制造易于统治的顺民。
受过日本人迫害的中国人庆幸日本教科书不再由他们的政府控制，也对家永这样敢为良知与真相而与政府对抗的学者大大加以赞美。嘿，可是我们的观察不能到此为止吧？家永三郎所争取的，是日本学童探求真相、独立思考的权利，我们应该逼问自己的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台湾有没有自己的家永三郎？容不容许这样的人存在？当我们的学者对历史的诠释与政治权威不合时，他有没有“奋斗”的可能？
有意图的意识形态灌输是不是只发生在不开放的社会中呢？一位美国教师到俄国旅游了一趟。回来之后在教室里放幻灯片给孩子们看，有一张幻灯片是莫斯科的街景：宽大的街道，夹在两排美丽的大树之中。老师随性地问：“说说看，为什么种了树？”
孩子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树里面有间谍！”“叶子里可以放窃听器！”“树干后面有干部可以监视人民。”
做老师的当场吓了一跳，回家之后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一张非常单纯的照片，为什么这样稚龄的孩子会有那样“政治化”的想法？
第二天，他又放了一张幻灯片，芝加哥的街景：宽大的街道，夹在两排美丽的大树之中。他问孩子：为什么路边要种树？孩子们抢着回答：乘凉，美化市容，空气新鲜，结水果，玩“躲猫猫”……这位老师因此写了篇文章，对美国社会中的教育与资讯是否真的免于操纵和灌输表示深切的怀疑。
好了，这就回到了我原来的主题：独立思考。当大环境中的教育管道、资讯内容都受到控制与操纵的时候，独立思考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思索“独立思考从哪里开始”的时候，我找来了台湾小学的社会课本，想看看我们的孩子究竟在学些什么。
随手一翻，就看到这样一个题目：“大有为的政府”。内容，不必说诸位也知道的。可是天哪，这哪能算“教育”呢？这是纯粹的宣传，而宣传的对象竟是我们七八岁的孩子！许多人不满意政府在“外交”、环境及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同时有许多人认为台湾丰衣足食、教育普及的局面归功于这个“大有为”的政府，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不管我们的现任政府有为不有为，教科书中都不应该出现“大有为的政府”这种塑造意识形态、制造顺民的题目。如果教育者有良心给我们的下一代独立思考的余地，这一课的题目就至少必须改为：“怎样才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把评鉴政府作为的标准列出来，让孩子自己去下结论。
可是，诉诸教育者的“良心”是个治标不治本、不是办法的办法。只要编制教科书的权利垄断在政府的手中，哪一个政府舍得放弃“制造共识”的大好机会？根本的办法，是效法先进国家把编制教科书的权利交给民间学者。可是你说，如果民间学者存心讨好，也写出“大有为的政府”这种课文呢？如果“教育部”在审核过程中只核准那些有“大有为政府”一类课文的教科书呢？如果学童的父母其实根本不在乎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教育呢？
你这样假设，我只能说：如果台湾的学者存心讨好当权而出卖良知，如果政府本身毫无意图让民主思想落实，如果中国的父母并不在乎下一代是否有独立思考的自由与能力，那台湾是“原始”得很，独立思考不说也罢。
可是台湾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耿直远识的知识分子，有在乎形象、力图革新的执政者，更有广大的中产阶级，已经为人父母，非常强烈地渴望他们自己与下一代有独立思考的空间。一方面是这种强烈的渴望，一方面，几十年来在社会各个角落，在人心深处，所埋伏下的意识形态的重重关卡暗桩，很不容易拆除；教科书只是重重关卡中的一个。
思想的关卡暗桩不拆除，台湾就难有根本的、实质的进步，这是困境之一。
第二个困境，我称它作文化的精神分裂。
近一年来，我们的观光局在发警报：来台湾的观光客越来越少，很多人都被大陆吸引去了。于是专家们分析原因，譬如出入境限制太严格，不方便；台湾宣传不够；台湾环境太脏乱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因素。可是，就我对西方人的了解而言，旅客舍台湾而就大陆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台湾没有文化特色可言。
怎么说呢？我们对外的宣传是：中国文化在台湾，要看中国到台湾来，换句话说，以“中国”作为号召的旗帜。大陆没有开放以前，这还行得通，开放以后就不行了。观光客要凭吊孔夫子的出生地、杜甫的草庐、岳飞的坟墓……这些，台湾有吗？没有。观光客要瞻仰闻名已久的扬子江、黄河、泰山、西湖；这些，也不在台湾。观光客凭什么要到台湾来找寻“中国”呢？
可是台湾不是没有她自己的东西：作为一个亚热带的岛屿，她有高山森林，有海洋礁溪；她有台湾本土的与山地同胞的文化；她的半民主与经济的富裕也构成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景观。问题是，台湾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色，我们根本不去提；我们一心一意强调的，是台湾如何如何的“中国”——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就像个幌子。有的说没有；没有的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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