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在“一九八四”以后(3)
第19章在“一九八四”以后(3)
弱国，有些什么特征？许多人会说：人口多、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不安、土地贫瘠等等。然后举印度、菲律宾、乌拉圭……为例。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不会说“不”。先进国发展出“神迹麦”、“神迹米”，饥饿的弱国说：“要。”于是大量地引进，新品种很快地取代了传统品种。“神迹米”长得快、长得多，“绿色革命”使弱国充满了希望，使强国充满了成就感。
可是大地有它自己的平衡原则；任何一个种下的“因”，在短近或长远的未来，都会结出一个“果”来。而这个“果”，对短见的人类而言，很可能是个恶果。新的品种需要大量的化学肥料，一亩传统田或许只需要三十磅的氮肥，一亩新品种却不得不用两倍到四倍的氮肥。另外，为了维持新品的高产量，杀虫剂的需要也急剧地增加。记得ddt吗？一点点ddt流入水中，不算什么。但是水中有藻类，经过食物链的累积产生放大作用，由藻类而鱼类，当那一点点ddt渗进吃鱼的鸟类中时，浓度已经达到七万倍！因为体内高浓度的ddt妨碍了钙质的新陈代谢，蛋壳因而变薄，经不起孵就破裂。许多鸟类因此没有下代。
同时，在母亲的乳汁中出现了超过安全度的ddt；鸟，失去了下一代，那么我们的母亲呢？
神迹米需要化学肥料；当先进国的化学企业问是否能到印度设厂时，贫穷的弱国兴奋地说“要”。小小拉吉夫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变成化学工厂的洗槽工人。毒气外泄的那一晚，拉吉夫的父亲就倒在槽边。
先进国制造了婴儿奶粉，但是自己国中的医生劝导妇女拒用奶粉，于是奶粉企业“跨国”而到第三世界来推销；弱国说：“要！”跨国公司买下广告，告诉弱国消费者奶粉比母奶科学又高级。然后买通妇产科医生，使医生鼓励妇女用奶粉育婴。很有效率的，整个弱国的下一代都成为吃奶粉长大的下一代。
烟，不管科学证据是否绝对，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相信它对人体有害。先进国的烟草企业需要广大的草叶供应，问巴西是否需要外快；弱国说：“要！”于是一亩一亩的大树被砍下，换上烟草。传统的杂粮米麦，也被烟田取代。说“要”的结果呢？钱是赚了，但是非正式的调查指出，每烘焙三百支烟的烟草就是一株大树的砍伐，树的砍伐，对生态平衡造成潜伏的危机。潜伏的危机还不是看得见的危机。这些像王国一样富强有势的香烟企业，在自己先进国家中饱受约束，不准做电视广告，一些比较守原则的刊物，譬如《纽约客》和《读者文摘》，也拒绝刊登香烟的宣传。香烟王国因而转向第三世界。据一九七六年的调查，雷诺公司花了五百万美元，买通了三十个国家的中小官吏，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则承认花了两百四十万美元用在七个国家的大小官吏身上。这些钱所买得的，是弱国一个大声的“要”字。巴西的街头、电视、广播中，无处不是香烟广告。生动的画面，诱惑的讯息，很技巧地使中年人觉得吸烟代表社会地位，使青少年以为吸烟表示帅气、成熟。愈来愈多的青少年开始染上烟瘾。在土耳其，任何公共场所都是烟雾弥漫，婴儿与小孩在其中，也甘之若饴。
在经济上，台湾已经不弱，但是，在说“不”的智慧上呢？
每一年，我们已经向国外买进近三千万美元的烟草。从今年八月开始，我们对先进国的香烟王国说“要”，就要进口一百亿台币的香烟。这个“要”，当然有它的理由。既然同是损害健康，我就看不出为什么非要指定由公卖局来垄断不可。但是，“要”了香烟之后，还有接着而来的问题：如果香烟王国要求公开做广告呢？我们现在的回答是“不”，可是很令人不放心。如果他们也花五百万美金来与我们的大官小官“沟通沟通”呢？钱，是不是会把“不”买成“要”？
坚持说“不”，要有智慧，要有勇气，也要有基本的节操。台湾的土地与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已经受到多年来闭着眼说“要”的毒害，让我们学习说“不”吧！
民主？理直气壮罢了！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时报》
很难得的，这两天的国际大报以相当重要的版面报道了台湾的消息。而这一回，消息的内容不是陈文成与刘宜良之死，或者李亚频之逮捕，而是戒严法的取消与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的革新举动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一阵刮目相看的反应。
在选举竞争的吵吵闹闹中，忙碌的活动与激烈的争执容易使人暂时忘记了活动与争执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民主吧？而且是里外一致的、货真价实的民主。走到台北的天桥上去，随便拉住一个小市民来问问：究竟为什么需要民主？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呢？你不妨试试看。
作为一个公民，我倒是很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要为实质的民主嘶喊。第一个理由：我要我的社会，以及代表我的政府，做个有尊严、受尊重的社会与政府。
多少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不高，大陆开放以来情况更坏。手边一封寄自美国的读者来信是个小小的见证：
台湾的国际形象不断地在下跌中。不断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事件，都是下跌的原因。今年8月15日，洛杉矶电视台的一个电视节目nightline播出了施明德的近况，并要求人们写信给蒋先生表达对施的关切。而同时，对大陆的报道则都是正面、肯定的：大陆正继续开放中，大陆的经济情况好转，人民购买力增加，大陆山明水秀、领导人英明……这些新闻节目摆在一起，给人什么印象？而为什么提到台湾的新闻就都是“鹿港居民示威抗议，政府出动警力”、“国民党宣布公政会为非法组织，党外誓不屈服”等等，使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爱台湾的人看了这些节目都生气，可是偏偏这些新闻又都是真的……
西方的传播界如何在有意无意间把台湾表现为一个高压控制的社会，我在《野火集》中曾经举实例说明。这些记者用的当然是个双重标准：大陆开放一点点，就值得大加赞美，台湾出一点事，却大加鞭笞。了解远东的人，知道这是双重标准在作祟；不了解远东的人——大多数的西方人都是不了解远东的人——却因此而深深相信台湾是个警察社会。更糟的是，台湾对外自称“自由”，于是在“极权”的恶名之上又加上“言行不一致”、“说谎”的恶名。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个人不受人尊重，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社会，当然也得不到尊重，就这么简单。
“台湾没有那么不自由！”许多人想抗议，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可是张开了喉咙却不敢把声音发出来，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指着戒严法，冷笑一声，不发一语就赢得了一场辩论。
我们并不是为了讨好国际舆论而致力于台湾的民主化，但是作为地球村的一分子，台湾需要别人的尊重。如果自称是百分之百的“自由”而只作百分之五十的民主，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则用各种借口去说它“不合实情”，台湾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抗议别人的轻视。毕竟别人的尊重来自自重。
如果你在天桥上拦下我来，我会对你说：是的，我要实质的民主，因为我不愿意别人轻蔑地说我们是言行不一致的假民主，不愿意有人瞧不起代表我的政府。当西方的电视台报道台湾的政治迫害时，我希望能理直气壮地抗议：嘿，老兄你搞错了，咱们这儿没有迫害这回事。我要的，是那份理直气壮。
理由之二，我相信实质的民主可以给我一个理直气壮的政府。
选举期间，有人烧党旗、破坏警车，有人打宪兵、搜证人员，有人发黑函、毁谤造谣……一方面，“脱法”事件层出不穷，一方面，执法机构束手无策，造成所谓“法律假期”。候选人站在台上说：
法令规定不可以游行，所以我们不游行。我们现在要“散步”到“总统府”去；只是散步，你们不要跟；不过你们要跟我也没有法度，先跟你们讲好……
群众哄然大笑，一两千人的队伍开始在市区“散步”起来。在那一声哄然大笑中，法令的尊严、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
有心人于是纷纷在报章杂志上讨论如何维持政府的公权力，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如何维持的手段问题，而是公权力本身的性质问题。所谓公权力不过是法令的约束力，当民众拒绝受它约束而向它挑战的时候，一个负责的执政者所亟需做的，不在于如何强硬地贯彻始终，而在于重新审视这个不断受到挑战的法令，应改则改，应废则废，否则，守着一个与现实脱节、与民意不合的法，执行，与人民起冲突，不执行，让人民嘲笑，执行或不执行都做不到理直气壮，等于是执法者拿石头砸自己的大脚。多年来的戒严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有些人批评台湾政府管得太多，自由不够，却也有许多人反驳：谁说不够？你看某某政论杂志如何如何毁谤某某党政要员，政府也没管他，台湾简直太自由了。
用脱法或犯法的行为来证明台湾有自由实在是很荒谬的。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中，批评固然是国民的权利，毁谤却是犯罪，以毁谤、打人、烧警车而不受制裁来证明我们是个民主社会等于是打自己的耳光来证明自己健康。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执法者容许这么多脱法的行为？简单地问，为什么该罚的不罚？
简单地回答：因为不该罚的罚了。譬如言论自由，到现在为止，三十年代的文学还在管禁之列，每年由不同的单位，以不同的标准而查禁的书刊也不知有多少，赢得钳制言论的恶名，但是面对社会强大的革新要求，又要维持民主形象，有些东西又不便或不敢取缔，于是在取缔与纵容之间，摇摆不定，造成“脱法就是自由”的怪现象。
譬如交通。在台北的外国人圈子里曾经有过一种说法：台湾交通乱，原因之一是警察执法不严，而不严的原因，是因为人民在政治权利上已经受太多的束缚，如果警察再严格执法，会使台湾成为一个没有出气孔的压力锅，要爆炸的。所以交通乱，也是政府刻意容许的一种情绪的宣泄。
这个说法也许是胡说八道，你自己去判断。不过如果它是对的，它就解释了公权力不张的部分原因：因为在不该严的地方严了（政治权利），所以在该严的地方（交通取缔）就不严。
脱法行为频繁，公权力低落，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执法者与执政者同体。挑战者脱法，因为他认为那个法是由执政者单方面订定的，他没有义务认同。执法者虽然有心执法，但是因为与执政者同体，执起法来就难免背上“迫害”的大帽子。为了避嫌，只好让法律放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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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天桥上拉住的行人刚好是我，我要告诉你：嘿，欠缺公权力的政府不能办事呀！我要实质的民主，因为有了真正的民主，执政党就不怕别人说它极权，说它迫害，反正一切依法行事。反对党有最大的自由作最严格的批判，但一旦涉及造谣毁谤，执政党可以不留情地反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生活，但一旦触法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法律既然产生于全体的共识，执法者就有绝对的威信。
换句话说，我要一个理直气壮的政府，不心虚、不愧疚、不道歉，不怕嫌疑；这样的政府，只有实质的民主可能产生。
戒严法的废除，新党的成立，将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如果取而代之的法令不是换汤不换药的“新戒严法”，台湾的“明天”或许真的“会更好”。立足点平等之后，有志气的国民党员就不再需要为自己占有特权而心虚、道歉，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和反对党拼死斗活，是赢是输都没有人敢轻蔑地说他作假。国民党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一种追回自尊的表现。
许多中学的墙上有这样几个大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写字的人也许不会想到，事实上，只有在实质的民主制度中，我们的下一代才可能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谓“堂堂正正”，不过是理直气壮罢了。他不必躲躲藏藏地读禁书，不必畏畏缩缩地不敢说出对时事的看法，不必因为批评了学校当局而被记“暗”过，不必为了参与社会活动而被迫停刊，更不必奉唯唯诺诺为美德……你还要我说下去吗？
我的台湾意识
发表于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晚，台北
“野火”出书之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在耕莘文教院。一圈又一圈的人挤得无法动弹，长龙排到马路上去，很长很长，而事实上，外面的人整晚都挤不进厅里。隐藏很久的“野火”作者终于要出来了。
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到这一天，“野火”像一场作者与读者的“密谋起事”，这是第一次两照相会。我的心里忐忑不安，觉得便衣警察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无所不在，在演讲中，还真的麦克风突然中断，大家面面相觑。当晚的讲题，是一个在公开演讲中太危险的禁忌——我要谈“台湾意识”：
“我手中的小学社会课本一共有十二册……综观这十二册，我发觉台湾基本上被当做中国华南地区的一个省份来处理……真正专注于讲解‘台湾’的，在一千两百页中只有三十多页！”
“……我在这里所迫切呼吁的，是不管今后政治走向如何，我们一定要开始建立‘台湾意识’，简单地说，全心全意地重视台湾……我们活生生的‘生活环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是一千两百页之中的三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