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百味人生（四）

四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现在能在柬埔寨一栋百年历史的法国小楼里写小说，也不知是怎么修来的福。多年前一位朋友曾劝我放弃写作，说写作是十分奢侈的事，一般人是写不起的。他说得没错，写作谈何容易，它所需要的条件太多了，太苛刻了，又是一件苦其心志的事。可是我就有这个福，在不知不觉中我占有了这份奢侈，一首歌词中有这么一句：在不知不觉中泪成行。我则是在不知不觉中写成行，好呀，命运，感谢你呀！看窗外是星光灿烂的夜色，暖风习习，红尘间百事缭绕，我却能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记录人生，办公室里只有我敲击键盘的哒哒声，脑子里涌现着等待变成文字的人物与故事，刚才接到翁胖的一个电话，问我今晚去不去喝茶，有什么安排，我说对不起，今天我有事去不了，他问我干什么，我骗他说累了，这几天商会的事多，要睡觉。心中却想到小马满月酒的事，得写出来。

说起来小马的福气也是在金边的中国人中少有的，找个老婆是大官的侄女，生下的是一对龙凤胎，事业蒸蒸日上，美元大把大把赚进来。人都有个毛病，就是嫌贫爱富，看他每天走到哪里，都有三五个老乡围着，老蔡也常常对别人提示，“他是我老乡，人好呀！”是的，人有钱就好，百事诸顺，人丁兴旺，高朋满座，哪里不好？他的满月酒这天下午，我和一位记者提前就去了。他叫一位学生带我们先在他的美容学校上上下下地参观了一遍。楼下的厅堂是美容营业厅，兼卖各种美容器材，单是做女人眼睫的各种小剪刀就五花八门，什么美容的用品呀，弄头发的椅子呀，罩子呀，反正看着是挺稀奇古怪的。小马忙，他的家就在美容厅的隔壁，两个门面，一边做生意，一边是家。家门口已经按柬埔寨的风俗搭起了红黄相间的条纹大棚，大棚里摆了几十桌餐桌和椅子。一帮警察在周围指挥着过往的车辆，因为他家的大棚占据了路口的一半道路。到了下午四点来钟，来往车辆中，有一部份就亮着转弯灯停在他家这边的临时停车场了。记者叫阿明，是广州人，来柬有十多年了，来时很年轻，学会了柬语，并且在实居省的一户农家落了户，等于是双重国籍。他也有他的故事，此刻我和他在阳台上见楼下来来往往的都是小马娘家的亲朋好友，有不少官员的车到来，我们也就乐意在他的楼上待着，等那帮中国人来。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有一个大台子，像大型的乒乓球桌，上面四周搁着各种形状的女人头模型，各种假发发式披在这些人头上，显然是学校的学生们学做发式的教学台，我们看了看，觉得蛮有趣的。阿明说：“这些玩艺儿其实不值多少钱，可是小马就靠它发了大财。”

我笑说：“是啊，小马有眼光，你来柬这么多年，就没他这个眼光，搞美容学校，这是金边第一家，听说他开办了两个学期，就把这栋楼买下来了。”

阿明说：“哪里要两个学期？他一开学，我就来帮他写的报道，第一学期报名的就有五百人左右，每个人学费是五百美元，这就是二十多万了，这所房不过十来万，可以说他一开业就发了。”

我说：“妈的，女人们真是舍得，一个学期半年时间，五百美元就泡汤了。”

阿明瘦而黑的脸上显出几许妒忌的笑，像雨雾中的阳光，说：“泡什么汤，她们学出来，自己随便开个小美容店，一个月就赚回来了。女人就是爱美，什么钱不愿花，美容就不惜血本啦！”

我想想说：“金边也容不下那么多人来搞美容店呀！”

阿明说：“外省的呢，他的学生很多都是外省来的，有部长当后台，柬埔寨几家电视台作了大量的专题报道，人就来了。”

“看来还是有靠山才好呀！”我感叹说，想到阿明三十多岁还是单身，就转而打趣他说：“你什么时候也走走他这条路，找一个有臂膀的柬埔寨女人结婚，干什么事都好办。”

“嘿嘿，我可能没有这个命。人家小马来的时候也是带了几万美元来的，先得有钱才行。不过，我也不会轻易的谈婚事，找不到当官的人家，也得找个小康人家，否则就不谈。”

我笑起来：“我看呀，最终还是看缘，说是命定也对。你加入了柬籍，当记者，有一定的条件，就看缘分怎么样了。现在很多华校毕业的华人子女，人才不错家中富有的很多，你可以找这样的。”

阿明笑说；“我还是先想办法骑马找马，赚到钱再说。有了钱，一切都是小儿科，好办。”

其实就阿明的人品和长相，我看他什么也不好办。人品吗，我听说他在采访中专门报道一些大老板的事，从中图利。另外，他还到处约人凑钱买地，想当地主，想法不错，可是没有资本就买不到好地，离金边几十公里的地，几乎没有升值的价值，听说他联合了几位中国人买了这么一片地，有一公顷，荒在那里。还有，他显得阴阳怪气的，不是那种光明磊落的人，我跟他接触不多，但总觉得他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这样的人会有好命吗？天知道。

大约五点半左右，我们在阳台上看见老蔡的车来了，跟着翁胖呀，阿平呀，拉面馆的老火呀，还有医院的顾医生，金医生，老周等。我和阿明就下去了。大家先在小马的带领下进屋送礼，他的堂屋——姑且这样叫吧，柬埔寨的民居当街的都是一间宽大的客厅，不像我们国内分什么两室或三室一厅什么的，这里没有那么讲究，房子的空间高，一般都是四米，楼上楼下都如此。顶部靠街这面有通风空隔，堂屋里面有一小阁楼，楼梯厨房和卫生间都在小阁楼后面。这会儿他这个家布置得还真是有点“金碧辉煌”，柬埔寨人家办喜事总要家里挂一些彩绸的帘布，人们的贺礼都堆在一个踏踏米似的台上，我看有童车呀，学步车呀，各种玩具呀，小衣服呀什么的。我们都送钱，包在红包里，根据自己经济情况随意，登记收礼的大概是小马的小舅子。在踏踏米的一边，放着一个婴儿床，小马的双胞胎躺在里面，时而被这个姨抱起来亲一下，那个婆抱起来亲一个，小马的爱人守在旁边，她长得还算漂亮，三十来岁，皮肤白，苹果脸，当然是穿金带银的，手腕上金环圈子有十来个，因为是华人血统，会说几句生硬的国语，欢迎呀，谢谢呀什么的，不停地跟来看望的亲朋好友们打招呼。来贺礼的女人们，都穿着柬埔寨的民族服装，亮晃晃的彩绸筒裙，衣服是较紧身的斜禁扣的那种，老老少少都很鲜艳，头发梳得很讲究，男人们穿得比较随意，但小马今天却穿着一套黑色的新西装，他和老周的体形差不多，比阿东瘦一点，也算是个胖子。阿东是我们开席吃饭的时候才来的，来了被大家拉到同桌上来。在顶头靠堂屋的一桌，则是一些官员，部长也来了，他们的保镖们一般都不上桌，在外面的汽车旁边等着，抽烟聊天。他们家还请了大和尚来念经，保佑龙凤胎长大成龙成凤。因为入席的都是柬埔寨人，所以我们这桌吃得最快，吃罢大家跟小马夫妇告别，说了些祝福的话，然后到医院喝茶去了。我也去了，来到医院，大家因为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所以显得特别开心，蔡院长忙着冲泡工夫茶，大家酒后都口干，先喝几泡，聊小马的喜事，说着说着顾医生忽然说：“像小马这样，不知他国内的老婆会不会知道？”

老蔡说：“知道的啦，小马回家都跟他老婆说过了。

我说：“那他老婆也同意？”

翁胖笑着说：“怎么不同意，为了赚钱，我这边生了两个儿子，在国内也还有五个小孩呢！”

我睁眼盯着他：“哇，你在国内还有五个孩子呀！不是骗我们吧，国内搞计划生育，你怎么能生五个？”

“嘿嘿，”翁胖笑笑，仍然坐在那诊台上，吊着两只趿着拖鞋的粗腿不停地晃荡着，说：“我们那里有我们的办法嘛。”

我还是不相信，说：“你是靠罚款生的？”

“嘿嘿，翁胖笑得有点难为情，说：“告诉你们也不稀奇，我们村里搞计划生育，只要有结育证明就不管了。我老婆请医生在肚皮上划一刀，然后缝上，给钱给医生开了这个证明，交给他们，然后我就可以随便生。”

“那追究起来，怎么解释？”

“我们那里不追究的，家家都这样，真有问就说反正已经做了结育手续，但还要怀就没办法。”

金医生笑道：“你们那一带为了传宗接代真有办法，所谓龙有龙路，蛇有蛇路。”

老周说：“妈的，所以我说你们不但会钻空子，还跑柬埔寨来生。”

我想想说：“问题是翁胖养这么多孩子经济上行吗？这边这个老婆也同意你拿钱寄回家？”

翁胖说：“同意呀，那边我也是跟老婆说清楚了的，每年我寄两次钱回去，每次三千美元，老婆还做点生意，够他们用了。”

“那小马不至于也有几个孩子吧！”

老蔡接话说：“没有啦，小马的老婆不会生，是个运动员，广东省还有点名气呢！”

老周又开始流露出奚落的语气：“都说我们柬埔寨是一夫多妻，我看你们中国人才是一夫多妻，中国不准，就跑到外国来搞。”

顾医生和金医生都反驳说：“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呀，我们就只有一个国内的老婆，老赵也是，对吧？”

我点点头，说：“按理说我老婆患了绝症，还真可以找一个，可是我不愿。”

翁胖瞅着我问：“为什么不愿，多有一个女人陪着不更好过日子吗？”

我摇头说：“太累，家里的老婆已经够我累了，再找一个，如果还像你们再生两个小孩，哪后半身就没有轻松的日子过了。再说我老婆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有文化，受不了。”

翁胖显然不同意我的说法，道：“你说累？可是自从我找了这个老婆后，我只觉得日子轻松多了，现在我老婆守摊位，找了两个柬埔寨年轻人来炒面，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买菜，玩，喝茶，小孩子在娘家带着，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金医生赞同我，说：“老赵讲得对，找这么多老婆生这么多孩子说不累是假的，你是只看到现在，累的日子在后面。”他话头一转，指向顾医生说：“像老顾这样最好，找个情人，高兴时两人在一起，不高兴各走各的。而且顾医生的情人还是老外哩！”

这话说得顾医生眯起眼睛笑，他向来有点知识分子的羞怯，说：“没有啦，金医生乱说啦！”

老蔡笑说：“有就有啦，能找老外情人是你的本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大家聊着聊着，老周又扯到了红高棉时代。他说：“妈的，我们华人也是在今天才有这样好的日子过，包括你们，从中国过来，过来就赚钱，找老婆，也没有谁像我们的先辈那样吃苦。”老周每每说话，就爱搞“忆苦思甜”，这我们都能理解，是的，柬籍华人有今天确实不容易，他们跟高棉人一样，经过了柬埔寨多年的战乱，家破人亡的很多，所以很多上了年纪的男人都是后来才重新组建家庭。比如《华商日报》的经理就是，近七十岁了，两个儿子才七八岁，还有一些华校的老教师，老夫少妻的也不少。我爱听老周聊红高棉时期的故事，特别是他偷鸡摸狗的故事，真的很有意思，有些小伎俩是够绝的，也是想得够聪明的。他说过偷鸡时怎么样使它不叫，怎么样用鱼勾来钓小狗，怎么样把它们用泥浆包起来埋在火土里，等到半夜去刨出来吃。有一次他拉一牛车的鲜鱼送往区委会，半路被一个村的社员们拦住了，大家要抢，因为太饿，他也同情他们，最后大家出主意，把鱼分了，然后把牛车掀到河里，连牛都让它滚进河里，然后全村的老百姓去保他，证明他确实因为牛车翻到了小河里，鱼都被水冲走了，使他免受了可能要被抢毙的罪。等等，这些在苦难年代里的生活，他说起来真是绘声绘色，我们也听得有滋有滋味。其实那个年代，我们国内的农村也是在挨饿的，我们是“定食定量”，看来那一套真是行不通，中国改革开放后，富民政策同样在影响着像柬埔寨这样的周边国家。很多中国人也才有机会出国创业，我们在坐的都是这样。有时候谈起国内的变化，大家都有自豪感和优越感，同时，也有忧郁感，时常遇到当地华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那么好了，你们出来干什么？这确实也是很难说清的，事实上有很多说得清的事是不好说，所以就用说不清概括了。是呀，我来自贵州，但有时我反问一些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福建的中国人，你们那里都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你们为什么出来？他们也只是笑而不语，不愿说出心里话。在国外，大家都说的中国的好话，这似乎也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了。其实我看，还是为了更好赚钱才来的，当然，这边相对的自由也是理由之一。那么中国就不好赚钱吗？不自由吗？这又说不清，不好赚钱的地方还说好，这是老周常常嘲笑我们的，我觉得中国人就是问题多，好比一种文字，就有繁体和简体，地方方言五花八门，什么特区呀，一国两制呀，呀，等等等等，这些话题，有时候也常常引起我们争论。总之老百姓聊天，无所不及，也是“只付笑谈中”罢了。小马办的满月酒，也算是跟中国人争了脸面，因为他太太家人都知道，他是纯粹的中国人。

这天上午，我在办公室写关于理事会的报道，我们开了理事会，讨论了一些会务问题，通常都要见报的。正写着，一个人走了进来，我抬眼一看，是个陌生人，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镜片上光圈反射得很密，人有点簸箕背，不高，一米六五左右，瓜子脸，笑眯眯的，很客气地跟我点着头，说：“这是中国商会吧？”普通话带有河南口音。

我点头说：“是呀，你有什么事吗？”

他站在我面前点头哈腰地笑说：“也没什么事，我看到了一本商会的会刊，所以来了。”

我瞟他手中，确实拿着一本旧了的会刊，便说：“你喜欢看吗？”

他说：“还可以，这本我都看了，里面的文章不错，小说也写得不错。”

“哦，”我说：“这都是我写我编的。”

他裂嘴显得有点惊讶的样子：“那么你就是姓赵的主编，是吧。”

我点头：“对呀，就是我，你来柬埔寨多久了？”

“才来不久……我特地找商会来跟你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