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一位女士的画像》（24）

大约两周后，梅尔夫人乘坐一辆轻便马车，来到了温切斯特广场的一座住宅前。她走下马车，看到餐室墙外的两扇窗户中间，悬挂着一块整洁的大木板，木板刚刚油漆过，黑底白字，上面写着：“本屋出售”，还写着代理人的名字，有意者可与之联系等字样。这位客人叩响了黄铜的大门环，一边等着开门，一边心想：“他们真是不浪费一天时间，这是个讲究实际的国家！”她走进房子，上楼到会客室去，看到的是一片主人即将离去的景象。墙上的画已经摘了下来，放在沙发上；窗帘卸了下来，地板上已经没有地毯。杜歇夫人很快出来接待了她，简单明了地说，她知道她会说些安慰话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是个好人。这个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给了他更多的机会去表现这一点。所以我想，我是个好妻子。”杜歇夫人还说，后来她的丈夫显然也看到了这个事实。她说：“他对我很宽容，我没有说比我期望的更宽容，因为我并没有期望过。你知道，总的来说我并没有这么期望过。不过，依我看，尽管我经常住在国外，过着一种——你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外国式的生活，他还是愿意承认，我从来没有欣赏过任何其他人。”

“只除了你自己。”梅尔夫人心里说，当然不会让人听到。

“我从来没有为了任何其他人牺牲我的丈夫。”杜歇夫人像往常一样简短有力地说。

“哦，是的，”梅尔夫人心想，“你从来不会为别人做任何事！”

这些无声的评论带着一些挖苦的意味，也许需要一点解释。因为它们同我们目前对梅尔夫人性格的了解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对她的了解还很肤浅，也和我们对杜歇夫人所作所为的了解不相符合；况且，梅尔夫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朋友的最后一句话并没有影射她，所以就这些话更需要解释了。真正的原因是，在她跨入门槛的那一刻，就明白，杜歇先生的过世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后果，那会使一小部分人受益，而她则不在这些人之列。这件事当然会有一定的后果，她在花园山庄停留的日子里，脑子里就一直在盘算这个。当然，心里预见是一回事，真正面对大量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刚才她还满心想着能分到一份财产——她几乎要说一份赃物了，可现在就被排除在外，这激怒了她。我无意把她描述成一只贪婪的野兽，虎视眈眈，血口大开，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她怀才不遇，心愿未遂。如果有人问，她当然会说——而且面带骄傲的微笑——她没有丝毫权利能够在杜歇先生的遗产中分一杯羹。她会说：“我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没有那样的关系，可怜的人！”说着，用拇指和中指打个响指。我还得赶紧加上一句，尽管此刻她心痒难熬，却很小心，掩饰得滴水不漏。毕竟，尽管对自己的损失满心怜悯，她对杜歇夫人的收获也同样祝福。

“他把这座房子留给了我，”这位新寡的夫人说，“当然了，我是不会住在这里的；我在佛罗伦萨的房子比这好得多。遗嘱刚刚公布了三天，可我已经要出售这房子了。我在银行也有股份，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必须把它留在那里。要是能我当然会取出来的。花园山庄当然留给了拉尔夫；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维持它。当然，他也得到很多，很有钱了，不过他的父亲已经捐赠掉了很多；佛蒙特州那几个隔了三代的远亲也有遗产。不过，拉尔夫很喜欢花园山庄，雇上一个包干杂活的女仆，再有一个园丁，他完全可以在夏天住在那里。不过，我丈夫的遗嘱中有一条很不寻常，”杜歇夫人接着说，“他给我外甥女留了一笔财产。”

“一笔财产！”梅尔夫人轻声重复道。

“伊莎贝尔拿到了大概七万镑。”

梅尔夫人的双手原本交叉着放在膝盖上，听到这个，她把它们举了起来，按到胸前，双手仍然交叉着，同时睁大了眼睛，瞪着她的朋友，叫道：“啊，聪明的小家伙！”

杜歇夫人很快看了她一眼。“你这是什么意思？”

梅尔夫人登时脸红了，眼睛也随即垂了下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当然很聪明。而且还不费吹灰之力！”

“是没费力气，不过不要说这是什么成就。”

梅尔夫人很少会懊悔说错了话，然后再尴尬地收回。她的智慧体现在坚持自己说的话，却让它听起来很合理。“亲爱的朋友，伊莎贝尔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所以才会有七万镑留给她。她的魅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她的聪明。”

“我敢说，她从来没想过我丈夫会给她留下什么；我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的想法，”杜歇夫人说，“再说她也没有什么权利，她是我的外甥女，可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不管她得到了什么，都是不经意的。”

“啊！”梅尔夫人回答说，“这才是大手笔！”

杜歇夫人并不怎么同意。“那姑娘是很幸运，这我不否认。不过她现在只是给弄懵了。”

“你是说，她不知道该拿这些钱怎么办？”

“我想她还没考虑过这个。她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一门大炮突然在她身后放了一炮；她的第一反应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受伤。遗嘱的主要执行人亲自来找她，很殷勤地通知了她这件事。这才不过三天。事后他告诉我，他向她宣布遗嘱后，她突然哭了起来。钱会留在银行，用于银行的事务，她可以支取利息。”

梅尔夫人摇了摇头，睿智的微笑中也露出一点慈祥。“真是太妙了！等她取过两三回后，就会习惯的。”沉默了一会儿后，她突然问道：“你的儿子怎么看这件事？”

“遗嘱没有宣读他就离开英国了——疲惫和忧虑已经让他支撑不住了，他要尽快到南方去，现在还在去里维埃拉[67]的路上，我还没收到他的信。不过他父亲做的任何事，他都不会反对的。”

“你不是说，他的那份减少了吗？”

“那完全是他愿意的。我知道，他曾经劝说他父亲为美国人民做些什么。他可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问题是他把谁放在第一位！”梅尔夫人说。她若有所思地望着地板，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她抬起眼睛问道：“我能看看你那位快活的外甥女吗？”

“你可以看她。不过你不会觉得她很快活。这三天来，她肃穆得就像契马布埃[68]的圣母像！”说着，杜歇夫人摇铃叫来仆人，去请伊莎贝尔。

仆人去后，伊莎贝尔很快就出来了。看到她，梅尔夫人想，杜歇夫人的比喻是有道理的。女孩看起来苍白，严肃——即使是对姨父深切的哀悼也无法缓和这种神情。可是看到梅尔夫人，最明媚的微笑又回到了她的脸上。梅尔夫人上前两步，把手放在我们的女主人公的肩上，端详了她一会儿，然后亲吻了她，好像是回报伊莎贝尔在花园山庄给她的那个亲吻。这是眼下，这位客人对她年轻的朋友获得遗产所做的唯一表示，而且做得优雅得体。

杜歇夫人无意留在英国等待房屋出售，她选了几样家具摆设，准备运到她的另一个住所，把房子里其他的物品交给拍卖商处理，就启程去欧洲大陆了。她的外甥女当然随行。现在，她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该如何衡量、使用这笔梅尔夫人暗暗向她祝贺的飞来横财了。伊莎贝尔经常考虑自己获得了财富这个事实，而且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不过现在，我们不会去追随她的思路，或解释清楚她的心情为什么很沉重。尽管她没能立刻高兴起来，这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女孩就认定，富有是件好事，因为那意味着你能有所作为，而能够有所作为是美好的。它是软弱的对立面——特别是女性的软弱。软弱是笨拙的，而行动却那么优美。当然，对于一个娇美的年轻姑娘，软弱也很优美，但伊莎贝尔告诉自己，毕竟，还有一种更高的优美。当然，就目前来说，她只是给丽莲和可怜的伊迪丝各汇去了一张支票，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倒是真的。因为身穿丧服，姨妈新寡，两位女士不得不一起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伊莎贝尔却很感激有这么清静的几个月。对于获得的力量她态度严肃，她用柔和而凌厉的目光审视着她的力量，却不急于去施展它。直到和姨妈后来在巴黎逗留的几个星期中，她才第一次使用这力量，尽管使用的方式却显得很微不足道；不过这也很正常，因为在巴黎这样一座以商店驰名的城市中，这是最自然的方式了；而且，杜歇夫人给了她毫无保留的建议和指导。对于外甥女突然从一个穷姑娘变成富家女，她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现在你是一个有钱的小姐了，你必须知道如何扮演这个角色——我是说扮演好。”她对伊莎贝尔说，而且说过之后就没有再说第二遍。她还说，伊莎贝尔首要的责任是把一切都收拾漂亮。然后接着说：“你不知道怎么照管你的东西，但你必须学习。”这是她的第二个任务。伊莎贝尔听从了姨妈的教导，但目前，她的想象力还没有点燃。她渴望着机会，而这并不是她想象中的机会。

杜歇夫人很少改变计划，丈夫辞世之前就已经决定在巴黎度过一部分冬天，现在也觉得没有理由放弃这一计划，更没有理由剥夺她的同伴这次机会。尽管她们大多时间深居简出，但她还是非正式地把伊莎贝尔引荐给了由她的同胞们组成的小圈子。这些侨居国外的人大都住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性情和善，杜歇夫人和其中很多人都交往密切。他们有共同的侨居经历，共同的信念，有一样的消遣，感到一样的厌倦。伊莎贝尔看到他们频繁地造访姨妈的旅馆，对他们就有一些苛刻的评论，这无疑是因为最近一时，她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人的责任感。她觉得，他们的生活尽管奢华，却没有活力。晴朗的星期天下午，这些寓居国外的美国人通常忙于相互拜访，伊莎贝尔就表达了这一观点，结果招致了不满。听她说这话的那些人，靠了他们的厨师和裁缝，看起来都温和可亲，堪为典范，尽管大家都承认她很聪明，也有两三个觉得，她其实不比那些时髦新戏里的人物更聪明。“你们在这里过着这种日子，这会把你们带到哪里？”她喜欢这么说，“好像不会通往任何地方，我想你们自己也觉得厌倦吧。”

杜歇夫人觉得这个问题更应该由亨利埃塔·斯塔克波尔提出来。两位女士在巴黎见到了亨利埃塔，而伊莎贝尔经常和她见面。因此，杜歇夫人有理由对自己说，她的外甥女也许还没有这么聪明，不至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她这种观点也许是从她的记者朋友那里借过来的。伊莎贝尔第一次说这样的话是在两位女士拜访卢斯夫人时。卢斯夫人是杜歇夫人的老朋友，也是现在她在巴黎唯一去拜访的人。卢斯夫人自路易·菲利普[69]时代就住在巴黎；她经常开玩笑地说她是一八三〇年的一代。不过这句话的幽默意味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的，这时，她就不得不解释道：“哦，是的，我属于浪漫主义的一代。”她的法语始终没能说地道。星期天下午她总在家，身边簇拥着那些和她心神相通的人，而且始终是那几个。其实她所有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的，在这座华美城市一个舒适的角落里，完好地重复着她那土生土长的巴尔的摩口音。她那位尊贵的丈夫，卢斯先生，是位身材高瘦、头发灰白、干净整洁的绅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头上的帽子总是有些向后斜。因为太太总是在家，他只能对巴黎的“娱乐”做精神上的赞誉；“娱乐”是他的口头禅，而你永远不会猜到，他有什么正事可做，需要忙里偷闲地去娱乐。他的一项消遣是每天去美国银行家俱乐部，那里有一个邮局，几乎和美国乡村小镇上的一样，大家可以在那里轻松地聊天。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椅上坐上一个小时。他在自家的餐桌前吃得很好，饮食也讲究，椅子下面是打蜡的地板，那是卢斯夫人最得意的，自认为比法国首都任何一家的都光亮。偶尔，他会和一两个朋友在英国咖啡馆用餐，他点菜的才能不仅是朋友们的福气，连这里的领班都大为钦佩。这就是人们知道的他所有的娱乐，可这已经消磨了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当然也证实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没有比巴黎更好的城市了。就这些条件来说，卢斯先生自认为，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享受生活。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巴黎；不过必须承认，卢斯先生不像早年那样赞扬这个他醉生梦死的城市了。在供他消遣的资源中，他的政治观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可是填充他看似空虚的生活的有力因素。和很多侨居的同胞一样，卢斯先生是一个骄傲的——或者说根深蒂固的——保守分子，对法国新建立的政府嗤之以鼻。他坚信这个政府不会持续很久，而且年复一年地对你说，它的倒台指日可待。谈到法国人民时，他经常这么说：“得把他们压下去，先生，压下去；除了铁腕加铁蹄，没有什么能对付他们。”而他理想中美好、光辉、英明的统治是被取代的帝国政府。“巴黎远没有皇帝时期迷人了。他[70]知道怎么让这个城市更愉快。”卢斯先生经常对杜歇夫人说。她也和他持相同的观点，总是说，他们辛辛苦苦地漂洋过海，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摆脱共和国吗！

“哦，夫人，从前我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在工业宫对面，看到皇家马车从杜勒雷宫进进出出，一天共有七次，我记得有时还有九次那么多。可现在你能看到什么？不用说，当年的风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拿破仑知道法国人需要什么。巴黎，我们的巴黎，她笼罩在阴云之下，除非他们让皇帝回来。”

卢斯夫人星期天下午的聚会上有一位年轻人，伊莎贝尔和他聊了很多，而且发现他有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他叫爱德华·罗齐尔，大家都叫他奈得·罗齐尔，是纽约人，在巴黎由父亲教养成人；而他的父亲碰巧是已故的阿切尔先生的一位早年好友。在爱德华·罗齐尔的印象中，伊莎贝尔还是一个小女孩；当年，小阿切尔们被扔在纽沙特尔的一家旅馆里，保姆和一位俄国贵族跑了，而阿切尔先生却有些日子行踪不明，正是他的父亲救了她们。（当时他和儿子在那里旅行，凑巧住在那家旅馆里。）伊莎贝尔也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干净整洁的小男孩，头发上总是散发着好闻的洗发水的香味儿。他有自己专门的保姆，她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盯紧他。伊莎贝尔曾经和这主仆二人在湖边散步，觉得小爱德华就像天使一样漂亮——在她心里，这样的比喻可绝不是俗套，因为她对天使类型的面孔有明确的定义，而她这位新朋友完全符合她的想象。一张粉红的小脸，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天鹅绒小帽，衬着绣花的硬领，这就是她孩提时梦想中的天使面孔。而且，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坚信那些天国的居民之间是用一种奇怪的法式英语交谈的，表达的是最正确的想法，就像爱德华跟她说话时一样。他对她说，他的保姆为了“保护”他，不让他到湖边去，而小孩一定要听保姆的话。如今，奈德·罗齐尔的英语已经进步了不少，至少法语味道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他也不需要保姆了，可是年轻人仍然遵守他们的教导——从来不靠近湖边。他的身上仍然有一股好闻的味道，有一种让人心神愉悦的东西。他是个温和优雅的青年，品位极佳——懂得古瓷，美酒，书籍装帧，熟读《戈塔年鉴》[71]，知道最好的商店，最好的旅馆，以及火车到达和离开的时刻。他和卢斯先生一样，能点一桌好菜，而且，随着不断积累经验，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位先生的接班人。而他用柔和、天真的口气发表的，也是和他一样偏执的政治观点。他在巴黎有一套漂亮的寓所，里面装饰着古老的西班牙圣坛花边，这让他的很多女性朋友都很嫉妒，她们说，他用来装饰壁炉的织物，比很多公爵夫人高贵的肩膀上披的都要好。不过，通常每年冬天他都会在波城[72]待一段，有一次还在美国住了两个月。

他对伊莎贝尔很感兴趣，清楚地记得那次在纽沙特尔散步时，她坚持要到湖边去。听到伊莎贝尔刚才那些话，他似乎又从中感觉到了同样的叛逆味道。对于我们的女主人公的问题，他回答得彬彬有礼——也许没必要这么礼貌。“带到哪里？阿切尔小姐？啊，巴黎通向所有的地方，你必须先到这里，否则就哪里也到不了。到欧洲的每个人都得从这里通过。你的意思不止是这个？你是说它有什么益处？啊，可是，人又怎么能参透未来呢？你怎么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那是条愉快的路，我不在乎它通向哪里。我喜欢这条路，阿切尔小姐；我喜欢这条可爱的、古老的柏油路。你是不会厌倦的——只要你试一下，就不会厌倦的。你觉得你会的，可你不会；总是会有一些新鲜事。就拿德福奥旅馆[73]来说吧，有时一个星期会有三四场拍卖会。除了在这里，哪里还能买到这样的东西？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很便宜，只要你能找对地方。我知道很多好地方，不过不告诉别人。如果你高兴，我会告诉你的，这可是给你的特殊待遇；只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去什么地方之前一定要先问我；请你先向我保证这一点。总的来说，不要去那些林荫大道，那里没什么可买的。凭良心说，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巴黎，这不是说大话[74]。有时间你和杜歇夫人一定到我那里用早餐，看看我收藏的那些东西；其余的我就不说了！[75]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伦敦，吹捧伦敦是潮流。可那里有什么？——你在那里什么也找不到。没有路易十五[76]风格的东西，没有第一帝国[77]的风格，有的永远是安妮女王[78]的风格，那用来装饰卧室是不错的——或者洗漱间，可客厅就不合适了。我把人生都消耗在拍卖商那里了？”罗齐尔先生接着回答伊莎贝尔的另一个问题。“哦，没有；我没那么多钱。真希望我有。你觉得我无所事事；你的表情告诉了我——你有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么说，我只是在提醒你。你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我也这么想，模模糊糊地有这么个想法。可是你一旦具体到做什么，就得打住了。我不可能回国当个店老板。你觉得我很适合？啊，阿切尔小姐，你高估我了。我很会买，可我不会卖。你应该看看，有时我想处理掉自己的一些东西有多难！让别人买你的东西，比你去买别人的东西，需要更高的才能。有时候我想，那些人真是太聪明了，那些让我买的人！啊，不，我当不了店老板。我也不能当医生，那是个令人厌恶的职业；我也做不了牧师，我没有信仰。《圣经》里那些名字我也念不准，很难，特别是《旧约》里的。我不可能做律师，我不懂——你们叫什么来着？——美国的法律程序。还有别的吗？在美国没有一个给绅士做的职业。我想做个外交官；可是美国的外交官也不是给绅士准备的。我想你见过前任的……”

亨利埃塔·斯塔克波尔这段时间经常和她的朋友在一起，罗齐尔先生下午来问候卢斯夫人的时候，她也在场。听到他这么说，就会打断他，然后教训他一番，让他明白美国公民的责任。她觉得他太不正常了，比可怜的拉尔夫·杜歇还要糟。不过，亨利埃塔现在比往常更喜欢批评，因为伊莎贝尔最近的状况让她内心警觉起来。她没有祝贺这位年轻姑娘的好运，并请她原谅自己没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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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杜歇先生问我，要不要给你留钱，”她坦率地说，“我会告诉他，‘绝对不要！’”

“我知道，”伊莎贝尔回答说，“你觉得这将是个伪装的诅咒。也许是的。”

“把钱送给一个你不大关心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比如给你？”伊莎贝尔开玩笑地说。接着，她换了一种口气说：“你真的以为它会毁了我？”

“我希望它不会毁掉你；不过它肯定会助长你那些危险的倾向的。”

“你是说我喜欢奢华——铺张浪费？”

“不，不，”亨利埃塔说，“我指的是道德方面的危险。我不反对奢华；我们应该尽可能生活得优雅。看看我们那些西部城市的华美生活，我看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的。我希望你永远不要陷入庸俗的声色享乐中，不过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你的危险在于你完全生活在你自己的梦想中，你太不了解现实——不了解现实的辛劳、挣扎、苦难，甚至还有罪恶，你不了解你周围的世界。你太天真了，你有太多美丽的幻想，你刚得到的几万英镑会越来越把你和几个自私自利、没心没肺的人关在一起，他们会有兴趣维持你的幻想的。”

伊莎贝尔似乎看到了一幅恐怖的图景。她睁大了眼睛，问道：“我有什么幻想？我一直尽力不做梦。”

“嘿，”亨利埃塔说，“你想过一种浪漫的生活，让自己高兴也让别人高兴。无论是怎样的生活，你都要献出自己的灵魂，这样才能从中获得一些意义。无论哪一种，从你这样做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浪漫了，我告诉你，那将是严峻的现实！而且，你也不能总是愉悦自己，也要尽力让别人高兴。我承认，这个你很乐意做。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有时你还不得不让某些人不高兴。你必须做好准备，决不能退缩。这不适合你——你太喜欢赞扬了，希望别人觉得你好。你以为我们可以高举那些浪漫的观点，躲避那些不愉快的责任——这是你最大的幻想，亲爱的。可我们不能。在人生的很多时刻，你必须准备好不取悦任何人——甚至你自己。”

伊莎贝尔悲哀地摇了摇头，看起来有些困惑，似乎很恐惧。“亨利埃塔，对你来说，”她说，“现在也是这样的时刻吧。”

斯塔克波尔小姐在巴黎的旅行当然不是生活在梦境里，就工作来说，巴黎之行比她在英国的停留更有成效。班特林先生已经回英国了，不过亨利埃塔在巴黎的头四个星期里，他一直陪在她身边；班特林先生身上可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伊莎贝尔从朋友那里知道，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这对亨利埃塔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这位绅士很了解巴黎。他向她解释一切，带她看了很多东西，是她忠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一起吃早饭，吃午饭，一起去剧院，又一起吃晚饭，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一起了。亨利埃塔不止一次地对伊莎贝尔说，他是个真正的朋友；而她也从来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喜欢一个英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伊莎贝尔总觉得《访谈者》的记者和潘斯尔夫人的弟弟之间的同盟很有趣，而且她觉得，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相互信任的表现，想到这个，她就觉得更有趣了。因为她总怀疑，两人是彼此误解了——他们都很单纯，都被对方错误地引导了。不过两人的单纯都是值得尊敬的。在亨利埃塔这边，她美好地相信，班特林先生对充满活力的新闻传播事业充满兴趣，而且也同意巩固女性记者的地位；而她的同伴也同样美好地认为，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他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分析一下的），斯塔克波尔小姐不过是拿《访谈者》当借口——他从来弄不清这是一本什么杂志——表达自己的感情而已。两位独身者都在暗中摸索，可不论怎样，他们都提供了对方所需要的东西。班特林先生生性迂缓散漫，恰好欣赏这个果断、机敏、自信的女人；她闪闪发亮、桀骜不驯的眼睛，她的清新整洁，都把他迷住了。对班特林先生来说，生活似乎很乏味，可现在，亨利埃塔点燃了他，让他的脑子也转得快了起来。而亨利埃塔也喜欢这样一位绅士的陪伴，他好像是经过了某些昂贵、曲折、甚至是“古怪”的过程，专门为她打造，用他的方式为她服务的。他无所事事，一般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但这对于一个忙着跑来跑去的同伴来说却绝对是件好事。对于亨利埃塔提到的任何问题，不论是社会的还是实际的，他都能给出一个简单明了、合乎传统的回答，尽管不能说详尽彻底。她常常发现，班特林先生的这些答案很好用，而且在向美国赶发邮件的压力下，修饰一番，都能写到报道里和读者见面。不过，恐怕她的确是在滑向深渊，变得世故老练起来。伊莎贝尔曾经警告过她这个，而且满以为亨利埃塔会愉快地加以反驳。伊莎贝尔面前也许存在着危险；可在斯塔克波尔小姐这边，恐怕也不能指望永远安心于采取一个腐朽堕落的阶层的观点。伊莎贝尔继续好心好意地警告她；在我们的女主人公嘴上，潘斯尔夫人这位殷勤的弟弟有时就成了嘲弄取笑的对象。但是在这一点上，亨利埃塔的脾气却出奇得好。她明知伊莎贝尔会讽刺她，还是会兴高采烈地说起她和这位“老于人情世故”的先生在一起度过的时光——这个词在她那里已和以前不同，已经没有恶意了。她会很快忘记刚刚说过的玩笑话，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谈起班特林先生陪伴下的几次旅行。她会说，“哦，我现在对凡尔赛宫是完全了解了；我和班特林去过了。我要好好看看它——我出门的时候就跟他说，我做事是很彻底的；所以我们在旅馆住了三天，把那个地方逛了个遍。天气很好——好像是印度的夏天，只是没那么晴朗。我们就住在那个公园。关于凡尔赛宫我没什么不知道的了，没错。”亨利埃塔好像已经和她这位殷勤的朋友约好了，春天在意大利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