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南昌战役）(2)

第14章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南昌战役）(2)

南昌战役总体上是敌胜我败，但即使在兵败如山倒的状况下，七十四军仍不失英雄本色，他们两进高安，既攻得上又守得住，成功完成了阻敌西进的任务，称得上是战役中一大难得的亮点。4月10日，蒋介石对七十四军特电嘉勉：“余对此役（高安之战）之捷，至属兴奋，全国民情舆论，尤深鼓舞。”一周后，军委会对南昌失守的战局形势发表谈话，声称南昌战役“已达到消耗战的目的”，而南昌是中方主动放弃的，放弃之后，不但于抗战形势毫无影响，而且“反为有利”。

有利没有利，光自己说没用，得看别人如何评判。已从重庆出走的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谈话，声称南昌的陷落“是日军的大胜利”。

蒋介石看到后十分恼火。此时军委会判断赣北日军尚处于分散状态，若能予以奋力一击，收复南昌并非没有可能。对南昌发起的反攻战由此展开。4月20日，七十四军各部奉命东渡锦江，直取高安城。俞济时采取的进攻策略是三路夹击：五十一师从正面突进，五十八师侧翼掩护，五十七师负责迂回。

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已兼任七十四军副军长，加之生病住院，遂由副师长李天霞代理师长。五十一师拥有在高安两进两出的经历，对高安外围的地形和工事颇为熟悉。当地一半是丘陵，一半是平地稻田，可以借助其中的空隙，插入日军据点的侧后方进行巧妙攻击。很快，在李天霞的指挥下，五十一师就攻下了日军在城外的四个据点中的三个。

驻守高安的是日军一〇一师团所属的两个步兵联队。发现中国军队兵临城下，且出动的是大部队，他们急忙组织反击，但仍无法遏制对方的攻势，至4月23日，七十四军已对高安城形成完全包围。

与此同时，实施迂回的五十七师也突进西山万寿宫。万寿宫设有兵站，是高安与奉新之间公路交通的咽喉，日军增援高安的部队及其后勤补给都需要从这里经过。

当天，日军一〇六师团用汽车将驻奉新的一个联队运往高安前线。俞济时得报，派侧翼掩护的五十八师前去阻击。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调动三四三团、三四四团设置伏击圈，对日军车队实施了突然袭击。日军猝不及防，多辆汽车被击毁，所部被迫撤退。

第二天拂晓，清醒过来的日军开始对五十八师阻击阵地进行反扑。部分敌人冲入阵地，与守军进行肉搏，“杀、杀、杀”的喊声响彻于耳。战至下午5点，日军攻势被挫败，援兵暂时无法到达高安。

日军的增援，迫使正面进攻必须尽快改变胶着状态。俞济时于是从五十七师抽出两个营，向日军发起侧击。这一战术调整令日军阵脚大乱，五十一师趁势向纵深挺进。

4月25日晚，五十一师代理师长李天霞亲赴火线指挥攻城战。在战斗中，三〇五团二营攻占了高安城北制高点，得以居高临下地向城内的日军进行扫射。在二营的掩护下，其余主攻部队攀登城垣，对高安城实施突破。

午夜1点，五十一师主力攻入高安城，与日军展开巷战。由于是晚上，能见度低，日军的轻重机枪封锁受到限制，而中国军队惯用的手榴弹投掷则大显威力。

见势不好，日军慌忙施放毒气。毒气固然歹毒，但在这种逐垒逐屋且互相穿插的拉锯战中也难逞其技，日军只好收拾家伙，选择往西山万寿宫方向突围。

4月26日凌晨，城内残敌被完全肃清，七十四军收复了高安。

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让日军在一个地区或一座城池站稳了脚跟，要想硬攻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军委会致电俞济时，认为在此次高安三失三得的战役中，充分展示出七十四军“战力之精强”，起到了使“敌寇畏慑”的作用。

首先还是要有底气

夺取高安后，五十一师乘胜向北攻击，李天霞把全师火炮都集中起来对日军阵地进行轰击，不让逃敌获得喘息的机会。已进入万寿宫区域的五十七师一六九旅也来了个迎头痛击，两相夹击之下，败逃日军几乎崩溃。

突围出来的敌人与万寿宫的守军合二为一，一边对万寿宫进行固守，一边伺机组织反击。罗卓英下令七十四军全力攻击万寿宫，但因左翼友军推进缓慢，在奉新一带的日军始终可以自由调动，让七十四军不能不有所忌惮。

从南昌战役到南昌反攻战，大部分中方参战部队都是既攻不上也守不住，有的较弱部队甚至一开场就摆出了一副挨打的架势，随时预备好往后面逃跑。这些弱旅不能往前面扑，导致强军也不敢冒险轻进，连外国记者也看出，在抗日战场上，总是“最好的部队被最坏的部队拖累”。

七十四军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如果孤军出击，很可能遭致奉新日军的迂回包抄，何况他们本身还得分出相当多的兵力来驻守高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俞济时决定只抽出一个团支援一六九旅对万寿宫的攻击行动，主力则在高安、祥符观赶建防御工事。过后不久，罗卓英调来部队接防了高安方面的部分防务，但友军的军事行动仍未有太大起色，奉新方面的威胁也因此始终得不到解除，七十四军主力只能继续在原地进行警戒。

俞济时的顾虑并非无的放矢。5月3日，日军一〇六师团自奉新进入高安北翼，他们先用少量部队吸引五十八师的注意，继而以两个联队的力量猛攻五十八师与友军的接合部。五十八师三四三团阵地被突破，前沿的两个连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便撤了下来。

失守阵地，擅自撤退，这在七十四军内部都是非常严重的事，而且高安一线也受到了直接威胁。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立刻下令枪决了那两个连的连长，并通过反攻将日军重新逐回奉新。

就整体而言，反攻南昌，是以轻装备部队对重装备且已预作设防的敌军进行攻坚，自这一作战意图产生之日起，就注定会遭到失败。5月9日，赣江以东的第三战区进攻部队溃败下来，蒋介石这才下令停止反攻，撤出战斗。

战役失败不是七十四军的责任，他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最好。反攻战结束后，七十四军有功将领均受嘉奖，俞济时因指挥出色获颁华胄荣誉奖章。

国民政府所颁奖章，大多数在抗战前颁发，抗战结束后也颁发，唯有华胄奖章是专门为抗战中的有功官兵所设，获奖者不是在抗战中战功卓著的战将就是特别勇敢的士兵。

除获得华胄奖章外，俞济时还得以升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这就为王耀武继任七十四军军长留下了位置，但双方的交接班并没有马上得以实现。

有的上司在得到提拔后，出于各种原因对保举副职接替自己并不积极。比如七十九军的夏楚中在由师长升任军长时，军令部让他保荐一个人接替师长职务，正常情况下，夏楚中应该保举的是副师长王甲本，但他一心想让湖南益阳同乡来接掌老部队，所以迟迟不予推荐。

俞济时和王耀武之间当然不存在这种问题，俞济时早就视王耀武为继任的不二人选，他所担心的只是王耀武可能控制不住部队。

俞济时当七十四军军长，以他黄埔一期的个人资历和战绩足以弹压住下面的师旅长。淞沪战役时牺牲的旅长吴继光早先在九十八师任职，跟上司闹得不愉快，接着才投了俞济时。后来他再碰到过去老部队的同事时叫苦不迭：“当初该听你的劝告，还是留在九十八师好。俞济时太厉害了！”

越是战斗力强的部队，越是人才济济。上司如果不厉害一点，下面有的是跟你捣乱的人，你就等着被架空吧。当然要想真正在军队里立住脚，关键还是要有底气。王耀武虽然也战功赫赫，但他只是黄埔三期生，而七十四军内部别说黄埔三四期的比比皆是，就是黄埔一二期的也不乏其人。在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国民党中央军体系里，黄埔资历可不是一般的重要。有的部队甚至就是按黄埔期别来授职的，基本上是三四期的任营、连长，一、二期的任旅、团长。

再者，七十四军的三个师里面，除了五十一师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队，王耀武在这支部队里算得上根基深厚、一言九鼎外，其他五十七师、五十八师皆师出旁门。五十七师还好，师长施中诚没有黄埔资历，且是杂牌将领出身，只要用之得法，驾驭不难。最大的问题主要出在俞济时自己带出来的五十八师上，该师师长原由副军长冯圣法兼职，后由陈式正专任。陈式正籍贯浙江奉化，和俞济时还是黄埔一期的同学，照资历他也完全有资格被提升为七十四军军长。私下里，陈式正对王耀武又一向不怎么太服气。若是这次升迁军长无望，陈式正免不了会心中有气，一旦有气，对王耀武就不会那么服从和听命。

有资格和想当七十四军军长的远不止一个，可惜金交椅却只有一把，真是一家饱暖千家怨。如何摆平众人，让王耀武成功上位，俞济时颇费心思。

脱胎换骨

陈诚手下的大将方靖被调去十三师当师长。赴任之前，他去参见何应钦。何应钦一听方靖要去的是十三师便连连摇头，因为知道这个师一向不听约束，上了战场之后居然能把他们的师长都给扔掉，“你去，能带得了吗？”

方靖也正为这件事犯愁，来求见何应钦就是想向对方讨个主意。何应钦与方靖有黄埔师生之谊，自然不能不为之筹谋。他教了方靖一条“脱胎换骨”之计：“十三师有两个旅长，四个团长，你把一个旅长调军委会，一个旅长提升到别的师当师长，一个团长升旅长、一个团长升副旅长。你再把你过去的部下调四个过来，充任旅、团长。这样一来，全师岂不都在你的控制之下了吗？”

方靖茅塞顿开，此后他每到一个新部队都如法炮制，结果百试不爽，连陈诚也经常夸奖他：“再难弄的部队，方靖都有办法整顿好！”

俞济时不是第一天在官场这道浑水里搅了，如何能不通此间关节和诀窍？在王耀武半真半假养病的那段时间里，他将陈式正调到浙江当军长，将出身黄埔二期的副师长何凌霄也调到浙江任师长，这都属于让当事人无话可说的保举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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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之后，便是“换骨”。新调来的副师长廖龄奇是黄埔四期生，该师团长以上军官也都没超出黄埔四期的，这样王耀武就比较好掌握了。

只有完成必要的铺垫，继任者才不致有被架空的危险。六月二十四日，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军长，五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李天霞接替。

一个多月后，七十四军奉命进行整编。随着战争的延续，中日两军根据前一阶段的实战总结，都发现旅一级（日军是旅团）在普通步兵师中起的作用不大，反而增加指挥程序，影响了部队决策和行动的效率。于是，日军的一些新设师团都裁撤了旅团，老师团中的四联队制也变成了三联队制。中国军队的编制原来参照的就是德日模式，你改我也改，军委会决定撤掉旅编制，由师部直接指挥所属各团。

在改编后的七十四军中，每师由三个建制团、一个野战补充团（野补团）组成，团编号也随即变更。旅部一撤，旅长们便要重找出路，原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由此升任五十一师副师长。

副师长的职位毕竟有限，军委会也考虑到了这一层，所以又允许有需要的师设置步兵指挥官这一职缺，规定资历较浅的旅长可以调任师步兵指挥官。

师步兵指挥官的概念也是从日本的编制改革里学来的，日军里面叫作步兵团长。只不过日军的步兵团长具有实权，可统一指挥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步兵指挥官就跟高参一样，大多有职无权，主要是用来安置人的，比如还在外地疗伤的张灵甫就是步兵指挥官。这样做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可以留住人才，一旦有了实缺能立即进行递补。

王耀武属于那种一经点拨便能长一斗见识的绝顶聪明人，他不仅在长袖善舞方面毫不逊色于前任，而且还拥有自己的绝活，那就是通晓经济、善做生意。

当时国民党军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整编师，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样的部队粮饷比较有保障；另一种是包干师，即未经过整编的杂牌部队，蒋介石只按月发给一定数量的经费，具体分发则不予过问。于是“包干师”的将领便往往几个月不发饷，即便发饷也要打折扣，以便中饱私囊。

以湖南人为主的第五十三师就是这样的“包干师”。师长李韫珩不仅跟夏楚中一样，爱重用乡亲，使得各级军官多为李姓的湖南人，而且大家连成一气地喝兵血，搞得士兵们苦不堪言。有个了解内情的军需官实在气不过，就用纸条写了一副对联偷偷地贴在师部门口，上联是：“李师长，李旅长，李营长，李连长，同是湖南家族。”下联是：“六成饷，五成饷，四成饷，不关饷，长官坐地分赃！”

内战时期，五十三师在江西与红军作战，士兵们做了俘虏后一边走一边骂：“他妈的，我们好几个月没有关饷了。没想到当了俘虏，红军倒发给我们三块钱！以后再打仗，干脆先缴枪，再向红军领赏，这样既安全，又有钱，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啊！”

这样的部队当然不可能有多少战斗力。后来在武汉会战中，已经做到军长的李韫珩仍因马当失守而被革职退役，这里面或多或少有他过往只知贪财而不知治军练兵埋下的祸根。

王耀武胸有抱负，绝不贪财，而且私生活非常严肃简朴，平时不打牌不吸烟，也不讨小老婆。早在补充旅时期，他就经常告诉官兵们：“我不要你们一文钱，我不喝兵血。”并且赌咒发誓：“我王耀武要是为了几个纸钱，就寡廉鲜耻地去贪污去吃空缺，就是没有父母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