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胡适

第3章胡适

北大的秋意渐浓时，红楼二层的走廊里总飘荡着胡适爽朗的笑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身着剪裁合体的西装，领口别着精致的领针，皮鞋擦得锃亮，与周遭长衫布鞋的教授们形成鲜明对比。此刻他正抱着一摞《尝试集》，大步流星走向陈独秀的办公室。

“仲甫，快看！”胡适推门而入，将诗集重重拍在桌上，“这是我新修订的白话诗集，比初版又添了十首！”陈独秀放下手中的《每周评论》校样，翻开诗集，目光扫过“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句子，忍不住笑道：“适之，你这白话诗倒是越发直白了。”

“直白好！”胡适摘下金丝眼镜擦拭，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文言文晦涩难懂，桎梏思想久矣。我等推行白话文，就是要让文章如清泉，人人都能饮一口！”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从美国留学时接触的实用主义哲学，到倡导的文学改良八事，手势随着话语在空中划出有力的弧线。

胡适的课堂永远座无虚席。他站在讲台上，时而引经据典，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诗词信手拈来作对比；时而模仿街头说书人的腔调，讲述《水浒传》《红楼梦》的白话之妙。有次讲到兴起，他突然用安徽方言吟诵起自己的白话诗，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掌声却更热烈。

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国文系老教授黄侃在课堂上公然嘲讽：“胡适之口出狂言，竟说古文是死文字！若古文已死，那《史记》《汉书》皆是鬼话不成？”此言一出，校园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得知后，连夜写就《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在《新青年》上发表，以详实的考据和犀利的逻辑，驳斥“文言不可废”的论调。

除了笔战，胡适更热衷于实践。他带头成立北大哲学研究所，引入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鼓励学生用科学方法研究学问；又组织“哲学研究会”，每逢周末，红楼的会议室里便挤满了讨论“真理标准”“人生意义”的青年。他还亲自指导学生创办《新潮》杂志，手把手教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编辑排版，从文章选题到标点符号，都倾注心血。

然而，与陈独秀的分歧也在悄然滋生。当陈独秀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时，胡适却坚持改良道路。一次激烈的争论后，胡适独自在未名湖畔徘徊许久，最终在日记中写道：“仲甫激进，我主渐进，虽道不同，然救国之心无异。”

尽管理念有别，胡适依然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呼号。他四处演讲，足迹遍布各大高校；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用新方法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甚至亲自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将易卜生、莫泊桑的著作推介给中国读者。北大的学子们常说，胡适先生像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用热情与学识，照亮了他们探索新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