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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滨坐在法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电子钟的指针斜斜地指向十点。

秘书禹兰在敞开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立在门口通报：“徐律师，有位乔女士想见您。”

“请她进来吧。”徐海滨说。

“还有，”禹兰问，“袁律师和方律师今天上午都有出庭，所里中午要不要给他们二位订餐？”

“不用，我中午也不在所里吃，”徐海滨笑道，“你只给自己订一份就行了，牛五方就不错。”

禹兰粲然一笑，翩然而出。所里的三位律师由于经常熬夜，肠胃都不大好，很少吃辣，但禹兰喜欢吃辣在所里却是出了名的。

乔艾在禹兰的引领下走进徐海滨的办公室，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努力地微笑了一下。

“你好，徐律师。”她有些拘谨地说，双手下意识地紧紧贴在牛仔裤的两侧。

“来，乔艾，请坐。”徐海滨起身相迎，拉开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

禹兰例行公事地端来两杯咖啡。

“谢谢。”乔艾低声说，不由想起上次在s大学的咖啡屋里不小心洒了徐海滨一身水的往事，脸上微微一红。

徐海滨却仿佛早已忘记了那个小小意外，顺着桌面把一个厚厚的塑料文件袋推到乔艾面前，说：“这是与你外公的遗嘱有关的全部文件，你过目一下。”

“好。”乔艾点点头，小心地打开文件袋。

袋子里装了许多东西，除了遗嘱的正本和副本之外，还有一本很旧的暗红色封皮的房屋所有权证，用一只蓝色鱼尾夹拢成一叠的几十张银行存单以及一只黑色皮质的钥匙包。

另有一只牛皮纸信封里装着许多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单据和一张死亡证明书。乔艾仔细看了一眼，姓名栏里填的是“常启明”。

她翻开遗嘱的正本，偌大的纸页上只写了一句话——“我把全部财产都留给我的外孙女乔艾。”下面是立遗嘱人、见证人和执行人的亲笔签名和日期，名字上都按着红红的指印，外公的名字在最上面，字迹看上去有些潦草，但很挺拔很有气势。在最后一页纸上列出了一串长长的遗产清单。

“这里列出的只是个大概，”徐海滨说，“房子里还有许多东西没有逐一列入，依照你外公的遗愿，也全部归你所有。另外，你虽然已经成年了，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毕竟还在上学，如果你希望你爸爸或者其他亲属来替你处理这些事务，我也可以理解。”

“不，”乔艾立刻说，“我自己一个人能行。”

事实上，姑姑和三叔在她读高中之后就很少与她联系了，父亲虽然每年依旧给她汇款，但通常只在圣诞节到新年期间才发来一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电子邮件。

“这样也好，”徐海滨说，“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办手续吧。身份证和学生证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乔艾点点头，下意识地摸了摸牛仔裤的口袋。

徐海滨把桌上的东西逐一装回文件袋，稳妥地收进公事包，站起身对乔艾说：“那我们就出发吧。”

乔艾随徐海滨出了门。她知道自己即将进入一片完全未知的领域，因此亦步亦趋地跟着徐海滨，唯恐迷失。

事实上，即使在遗产过户结束之后，乔艾也没有完全厘清自己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她只记得在那漫长的三天里，她跟在徐海滨身后进过数不清的门，签过数不清的字，盖过数不清的章，比她此前二十二年中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好多倍。

单是过户那厚厚一叠银行存单就花了近一天半时间。那些存单分存在不同的银行里，本金也大多不是整数，年份竟然跨越了几十年，貌似外公从来不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财，往往只在年终的时候把手里剩下的钱马马虎虎地聚拢在一起，随便存入一家什么储蓄所，然后就不再理会了。这让乔艾想起了她自己那张累积了十二年的余额是六位数的银行卡，心里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外公隐隐产生了一种亲近的认同感。

当最后一道手续完结后，徐海滨开车送乔艾返回s大学。

“我建议你在银行开个保管箱，把这些文件都存进去，随身携带或者放在寝室里都不安全。”他对乔艾说，把车子停在s大学附近的一家银行门前，“别忘了把那个钥匙包拿出来，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改天我带你去桃树街的房子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