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二章《国学知识大全》（18）

第五篇中国文化史  研究历史之目的

“现在不能说明现在。”

历史者，所以求知社会之所以然，必注重于文化。不可偏重一二端。

“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常称于今世之史学上。夫历史者，为一种社会科学，为世故人情之较深切之常识也。研究之目的，不外打通眼前之人情世故而已。然事由直接经验，恒不能顾及全部，见其大者，必当知其小而推其大，通大小之事而为一。人多信任故知，鲜任新交，苟不得已，亦必探求新交之履历。此何故者？盖现在所以为如此之人，非偶然之事，亦非起自现在。其深受过去种种之影响，而为已往历史所规定矣。固不能以现在说明之。任故知，求新交之履历，不外知其过去而已。社会亦如是，研究历史，即研究过去社会之事实，所以求知现社会之所以然，通眼前之人情世故。此则所以研究之理由也。

何谓文化

文化之定义，研究史学与社会学者，各有不同，大别之可分为二：（1）视文化之范围过狭。仅以学术、文学、美术、宗教等为文化。若文化人、文化事业等名词，颇通行于社会，成文化之通俗意义。实则不然。盖社会之种种，不在狭义文化中者颇多。仅注意学术等一方面，即不能将社会作为整个的研究。（2）视文化之范围过广。凡一切人为之事，概谓之文化现象。其意即谓有意的。然有意之事，不仅人为，一切生物之所为，亦莫不有意。既不闻有动物文化等语，则凡属有意之举动，亦不能谓之文化现象。今依据相当之理由，折中言之，而得以下之文化定义。

人的特色，使用工具，故不待机体的进化。其所以能使用工具，由于：（1）手足分工。（2）手之拇指与余指相对。又人之脑特别发达，能构成概念。人之发音器官发达，能造成繁之语言——其扩大者为文字。故人不但能改变自己以适应于环境，且能改变环境使适应于自己，是谓控制环境。又人系一种社群动物（对家庭动物而言），凡事皆以群力为之。——此为人与猿极重要的区别，几与四手及手足之区别相等，因猿之群居本能，比之于人，殊不足数。

文化者，人有特殊之禀赋，能制造使用工具，有良好之交通工具（语言）所造成之控制环境之共业（见商务本《文化进化论》）。因而人之行为纯粹从机体来看，不在文化范围之内。但人之行为之殆全部机体都只供给能力，其以何形式而出现，几全视乎其文化。故文化之范围极广。

前人以为天下之事，一动一静，故社会亦一治一乱，为不易之真理。实则其过重视机体，而混超机体与纯机体为一。盖整个社会可以此动而彼静，一治一乱，仅能谓之社会之病态。

中国文化之起源

世界各民族之分歧，由于文化之相异，而生活之不同。世界之民族，能自言其缘起者，率由开化较早之邻族为之记述。吾国开化极早，无可借镜。而民族缘起，必在有史以前，既不可能求之故书，仅能求之于考古发掘。故近二十年来之说，可资采取，前此则无甚价值。

民国十二三（1923～1924）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见古人遗迹，考古学家名其人为“北京人”。推究其年代，约距今四十万年。此只能证明中国地方，有甚古之居人，不能言其与中国民族有何关系。民国十年（1921），辽宁锦西县沙锅屯，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十二三年，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发见古人遗迹。专家言其人之骨骼，与今华北人同（同种族）。此种遗迹中，有彩色陶器，与亚洲西南部、欧俄、意大利北部相似。

民国十九年（1930），山东历城县城子崖，廿年，滕县、日照县，浙江杭县等地发见之古迹中，有黑色陶器。此为沿海江、河下流之一种古文化。名之为“黑陶文化”，若以此为中国文化之基本，则中国文化系起于东部，江、河之下流。然若无更古之文化发见，则“黑陶文化”当为中国文化之起源。可以下列诸点证明之。

1.自黄河流域以北，石器时代的情形，近来略有些明白。大约漠南北各为一种。自黑龙江北部经朝鲜北部至黄河流域又为一种。此种石器，多与鬲（三足土器）并存。鬲在考古学上，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前一种为渔猎遗迹，后一种为农耕遗迹，可推之与中国民族相衔接。］

2.又考古学上中国之古迹，与太平洋沿岸诸地相类者颇多。

3.在历史上。（1）中国食以植物并鱼为主。［湿热之地，植物繁茂，故多以植物为主，寒冷之地，则多以动物为主。］（2）衣以麻、丝为主，而其裁制宽博。［湿热之地，衣多宽博，寒冷之地，衣多短窄。］（3）宫室以木为主。［以木为架，起自巢居，以土为墙，起自穴居。］（4）货币以贝为主。［用金后最著者钱，钱有孔，犹仿贝制。］（5）宗教上敬畏龙蛇。［龙蛇皆水属］皆足见其文化起于东南湿热之地。（6）人所聚处曰州。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起于东南江、河下流沿海之地，似无疑义。［愈古之民族，其受地理之影响也愈甚。是以古代开化早前之民族，必沿海，旁大河，土地肥沃，温湿之地。］惟近来作此主张者，不能分别中国人与马来人（古之越人，越亦作粤），亦是一病。

1.在文化上，古代中南北分为三派。［古代文化，多就地理之纬度而不同。］而处置头发之方法，恰为其表征。即北族辫发（亦作编发），南族断发，［亦作祝发，断、祝音近，古通。又作披发、被发，披、被，皆为之假借，，假发也，有离字之义。］中原冠带。此俗古人执之甚固。盖由来已久。［《论语·宪问》，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左传》，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皆可见吾国古代视冠带之事甚重。盖一种风俗，传之既久，则常带有神秘性矣。］

2.又越族之文身（包雕题言之。雕题，即脸上刺文），［越族特异之俗有二：一曰断发文身，二曰食人。征诸后世史乘，地理学家所谓亚洲大陆之真缘边者，无不皆然。而在古代，我国沿海之地亦如是。中国古谓文身之故，即因入海可避鱼害。清阎若璩笔记载，广东省城孙禄文身事，即谓因下海取珠故。则古说亦为可信。］入中国则为黥刑。盖初以异族俘虏为奴隶，后乃施诸本族之罪人。［古不知劳力之可贵，故得俘虏即杀之，而本族之有罪者，则以逐出本族为最酷之刑。以古依族为生，逐出后他族又不容之，不啻置之死地矣。及悉劳力之可贵，则获俘虏以为奴，而本族之罪人，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亦黥其额以为识。五刑之黥，本与文身为一事，即起于此也。］此二者，可证中国与马来，决非同族也。

3.又马来之族，最重铜鼓，吾族则无此物。中国民族，就古史观之，似起于今山东。古书说九州，每州皆方千里（1000平方），略与《禹贡》之州相当。《禹贡》之九州，约当今江、河二流域之地。但此系一说。［前人以此九州，即为尧、舜、禹时之土地。实则不然，经近人证明，《禹贡》所述，盖战国时学者以意区分，最早亦仅在春秋时。］《淮南子·地形训》言：“九州之大，纯方千里。”（纯即边，谓以横直线相乘）［纯，深衣之边。引申之凡边皆曰纯。］则合九州，只与《禹贡》一州相当。蒙文通说（见所作《古史甄微》），其正北之济，即在齐地。而《尔雅·释地》言中有岱岳，则泰山为古中国之中心，其说是也。然则古九州，大略不过今山东之地耳。

《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为州之古义。古“州”“洲”一字，亦即后世之“岛”字。［州，古音雕，一字二训，乃别造“洲”字，以洲水中可居者。至“岛”字更属后起。《书·禹贡》“岛”字，伪孔安国传谓读为“岛”字。伪孔安国传为晋人作。则州、洲之转今音。“岛”字之造，为水中可居者，后“州”字之训，兼为陆地所居之区域。古音之废，约当晋时也。］中国民族古盖湖居，［泽居］岛为人之所聚，故由水中可居之义，引申为人所聚之义，后乃分造“洲”“州”两字耳。

此边线之东南西北四点，《尔雅》谓之四极，再加四隅四点，《淮南》谓之八极。

历史年代

石器时代，大体无文字。铜器时代，则为文字萌芽之期。故石器、铜器时代，大体与历史及史前史时代相当。

中国历史上确实之纪年，为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民国纪元前2752年。韩非《说难》曰：“《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宣王元年，后于共和纪元14年。《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具。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春秋》记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其后于共和元年119年。足征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自此以前，只有零碎的材料。如《书经》记某年之某月某日为某甲子；及朔、望、生魄、死魄。《春秋》记晦、朔、日食。《诗》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类。后人据之，用历法逆推。［谓之“长历”。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及经传钞，又皆有讹误。故其所推，未可尽据。然因据事实，故各家所推年数，亦多相差无几。］大抵上溯至尧为止。［因实多本之《书》，而《书》以尧为始也。］（更上于此者，如《汉书·律历志》所载之张寿王等，不知其所据）最普通者有二：（1）汉刘歆所推，见《汉书·律历志》。尧元年在公元前2144年。［刘歆作《世经》，推校前世年岁，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2）宋邵雍所推，见其所著之《皇极经世书》。尧元年在公元前2357年。［为甲辰，民国纪元前4268年。］

近代考古学上所发掘。据安特生所假定，仰韶一系之文化，约自公元前3500至1700年，正在中国有史时代与先史时代之间也。

古书所言古史年代，多不足据。然亦非信口开河。以予所研究，则古人好举成数。而其成数，可举至百位。［此在今人，亦有此习，特至十而已。］凡在位较久之君主，大率假定其年代为百年。如尧七十二使舜摄政，其时舜年三十，摄政二十八年而尧死，时舜年五十八。服丧三年，舜年六十一，明年即帝位。三十九年而死，则年正百岁。是其一例。［盖先臆定其年为百岁，然后以其事分隶之年。］尚有一种说得庞大无伦，则系根据历法，而其所根据之历法又有二：（1）刘歆之《三统历》，以十九年为一章，［以一章内置七闰。］四章（76年）为一蔀。二十蔀（1520年）为一纪。三纪（4560年）为一元。六百十三元，为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此《诗疏》引纬书言文王受命以前之年岁也。（2）为王莽《三万六千岁历》（36000）81＝3276000年。《路史·余论》引《春秋纬》言春秋末年以前年数如此。纬书所言年代，皆以此二者为本。［又“历元”者，历法之元始也。《后汉书·律历志》：“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大抵上推日月五星至适宜之时，定此日为历元。凡一种历法，必自有其元也。］

三皇五帝事迹

古代公众事业，必附会于一个人。古代的所谓政治，是包括一切的。故古代一切事业，悉归诸部落酋长，此即后人所谓古帝王。古帝王的系统，为三皇五帝之王。此纯系后人所编制。古代一部族中，有最高主权者谓之君。为许多君所归往者谓之王（王者，往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自谓有血统关系者），或部落而处（居地相近而联合者。至不辨其为氏族与部落，则名之曰部族，《辽史》有《部族志》），酋长主之，即所谓君，文化较低时，各自为政，迨稍进步，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推有才德者主其各部族间之事，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其强者且可涉及其内政，于是诸部族率听命于一部族，此部族之长，即所谓王也。故同时各地，皆可有王，实力衰，则复降为君。］古语“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孟子·万章上》］此乃一种理想。事实上系许多王同时并列，各不相涉。（大者如春秋时吴、楚皆称王，小者如战国时越为楚所破。《史记》言句践之后。或为王，或为君，服于楚。［见《越世家》］）春秋时北方大而文明之国较多，最强大之齐、晋不敢称王，只争做诸侯之长，是之谓霸。［霸，原当作伯，伯，长也。盖是时北方之周王，既无实权，复受传统观念，虽诸侯强大，不遽废之。遂别争霸。］战国时，七国皆称王，［七雄地小者与王畿侔，大者则又过之，实即春秋前之王，故各国后皆称王。］其时又感觉诸王之上须有一个为诸王所听命者，无以名之，乃借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但帝迄未能成。［齐、秦尝并称东、西帝，旋去之。秦围邯郸时，魏使客将军辛垣衍欲令赵尊秦为帝，亦未果。］

古有德号地号之别（见《礼记·月令疏》引服虔说），［服虔云：“自少暤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三皇皆德号，可见言古史而取三皇，系用以代表社会进化之重要现象。至五帝则代表政治系统之意多矣。

见《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帝系》。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又与炎帝战于阪泉。他书或只载其一。［《大戴礼记·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而《贾子·益壤》曰：“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尤可见此二事实一。］神农（炎帝）姜姓，蚩尤亦姜姓，涿鹿、阪泉，释者皆以为一地。［阪泉，《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虽因汉世县名附会，然可证其为一地也无疑。］故或谓阪泉、涿鹿之战，实一事。炎帝、蚩尤即一人，其说似是。涿鹿释者或谓在涿郡（今河北涿县），［服虔说］或谓在上谷涿鹿县（今察哈尔涿鹿县）。盖因汉世地名附会，不足据。《太平御览·州群部》载《帝王世系》引《世本》，谓涿鹿在彭城，则今江苏铜山县也。［《战国策·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史记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钜野（汉县，今山东钜野县），亦距彭城不远也。］

《大戴礼记》《史记》又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常璩《华阳国志》以江水为金沙江，若水为鸦龙江。郦道元《水经注》因之。此大非。其实古江为南方之水之通称。若水，王筠说：古桑字作，亦可作，作（加以象根）。《楚辞》之若木，即桑木［《楚辞·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见所著《说文释例》）其说极通。故青阳，昌意所居，亦当在东方也。尧都据《世本》亦在彭城。［《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离娄下》），故五帝踪迹，皆在东方，至夏乃居于河、洛流域，见《楚辞》（《天问》），《周书》（《度邑》）等皆然。［《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盖尧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虽勤，而沈灾实未能澹，自禹以后，我族乃渐次西迁。自伊、洛渡河，即为汾、浍之域。唐、虞、夏支庶，盖有分徙于是者。］

商又兴于东方，其始祖契封于商。旧说在今陕西商县。［《书伪孔传疏》曰：“《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大华之阳。皇甫谧云：今上洛商是也。”上洛商即今陕西商县。］似不如谓在河南商邱之确。［《左传》襄公九年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曰：“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云：“契孙相土居商丘，故汤因以为国号。”《左氏》襄公九年《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伪孔》、杜预，多同王肃，然则《汤誓》《伪孔传》谓“契始封商，汤遂以为天下号”者，意亦不谓其在大华之阳，乃《疏》强分商与商丘为两地，转谓《伪孔》、杜预之说，同于郑玄，实郑玄之说非，而《伪孔》、杜预之说为实也。商丘即今河南商邱。］又居蕃（《世本》），［《世本》曰：“契居蕃。”］王国维说：即汉之蕃县（今山东滕县），［见所著《观堂集林·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古人率以当时地名述古事。《世本》战国时书，汉地名于战国为近，此说似可信。汤居亳，汉京兆杜县有亳亭。然汤所居，《孟子》而外作薄，恐《孟子》所用乃借字。［《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非命上篇》及《孟子》作亳，《说文》亳字下不言汤所都。然《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则汉人久混薄、亳一。故纬候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汉薄县，在今河南夏邑永城县境。汤破桀于鸣条，地不可考。《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为东夷之人，则亦当在东方。［《吕览·简选篇》曰：“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郕，见《春秋》隐公五年，《公羊》作成，今山东宁阳县。《淮南子·修务训》曰：“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荀子·解蔽篇》曰：“桀死于亭山。”巢门者南巢之门，亭、历声之转，后人以春秋时地名释之，谓南巢为今安徽巢县，历山在和县，实不然。历山疑即舜耕处，仍在今山东境内。由此二地观之，鸣条盖亦在山东也。］古书多言桀与东夷之交涉，盖桀之势力东展，乃与汤起冲突也。然汤胜桀后居偃师（河南今县），仍在河洛流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盖即偃师之地。］

周又兴于西方，后稷封邰，［《史记·周本纪》：“封弃于邰，号曰后稷。”］旧说今陕西武功县。公刘居豳，［按《史记》曰：“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则公刘尚未居豳。《史记·刘敬列传》《匈奴列传》《诗毛传》皆言公刘居豳者，乃约略之辞。］今邠县，大王迁岐，今岐山县。至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长安境内。［《史记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为自西而东。近人钱穆作《西周地理考》，谓周自今山西西南部汾水流域入渭水流域，于发展形势亦合。［《西周地理考》谓邰即台骀之地。《左氏》昭公元年，言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骆，“宜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水经·涑水注》：涑水兼称洮水。是台骀居汾、涑之域也。《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骆、芮、岐、毕，吾西土也。”《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后稷播百谷于此。”《水经注》：山西去介山五十里（介山，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周书·度邑》：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大王逾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案，虞、夏之间，吾族西迁河、洛，更渡河而入河东。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要之，不论何说，周之根据地，总较夏又展向西北。

此事于汉族之发展，关系殊大。盖东南水利较饶，西北地较瘠，人力奋而文明进展矣。［地理气候较优，无所需人力之地，及地理气候过劣，尽人力而无所得之地，文化皆不易发展。文化进展最宜者，乃为人力尽而有所获，生计无乏之地。西北较瘠之区，盖正合此条件也。］沟洫之制，发达于北方。《周官》遂人、匠人，言沟洫之制甚详。］又用铜东南较西北为发达（战国时，楚与吴、越，皆以兵器著名。古兵器用铜）。［浙江杭县之古荡，发掘得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入，又多石英器，质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虽时代尚难推断，然南方之用铜，必尚在黄帝之先，古书皆言蚩尤制兵，盖亦受之于南，观五刑始于蚩尤可知。夏以后，乃稍传于北。南方所用，皆系镕合铜、锡为之，而北方铜、锡皆少于南。故穆王及管子，皆有赎刑之制（《尚书·吕刑》《管子·中小匡》），《管子》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夷、锯、欘，盖以铜为兵器，铁为农器也。《左氏》僖公八年，“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吴越春秋》《越绝书》，皆盛称南方兵甲之利，可见北方之用铜，至东周时，尚远在南方之后。］而用铁则落北方之后（《管子》书言盐铁，古以铁为农器）。即其明证。此事之原因何在，现尚难言。我所推测：（1）禹之治水，实仅较暂时见功。因避水患而西迁。（2）禹再传而遭羿、浞之乱，为避敌国而西迁。二者或居其一。然则推测，亦殊薄弱难信也。

古代之社会组织

中国古代所谓姓，等于今社会学家所谓氏族，其始盖系女系，故“于文，女生为姓”（《左传》。案凡古之姓字皆从女，其不然者则氏也）。后渐转为男系，以始祖所受之姓为姓，是为正姓。如后稷之后皆姓姬。其一姓中之分支。则表之以氏，国君即以国为氏，如鲁君氏鲁。国君之别子（嫡长之外），皆别立一宗，即别受一氏。如鲁桓公之三子，为孟孙、叔孙、季孙氏是。氏亦曰庶姓，婚姻则论正姓。（如鲁、吴氏虽异，正姓同为姬。鲁昭公娶吴女为非礼。［见《论语·述而》、《礼记·坊记》。］）古男子称氏，［顾亭林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无男子称姓者。”（见其《原姓》）］非不论姓（正姓），以举氏而姓可知也。女子只称姓，以婚姻关系，氏可弗论。

古氏族有外婚者，周人之同姓不婚是也。有内婚者，如楚王妻媦是也（见《公羊》桓公二年。《注》：“媦，妹也。”）。自殷以前，六世亲属尽，则婚姻可通。［见上所载《礼记·大传》。则殷以前，同姓婚之禁不甚严。］盖通婚之禁，只以血缘相近为限，不论姓之同与不同。然则同姓不婚之制，似起于周也。古宗与族异，［《白虎通义》曰：“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盖纯论情谊者也。又曰：“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为宗从之所尊。”则有督责之意矣。］所谓九族者：（1）父系之五服以内；［《白虎通义》作父之姓为一族。］（2）姑及其子；（3）姊妹及其子；（4）女及其子；（5）母之父姓；（6）母之母姓；［《白虎通义》于（5）、（6）作母之父母为一族，母之昆弟为一族。］（7）从母及其子；（8）妻之父姓；（9）妻之母姓。此说见《诗·葛蘲疏》引《五经异义》，为今文说。［亦见《白虎通义》，为今《戴礼》《欧阳尚书》说。］古文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纯乎男系，乃秦、汉时制也。［见《五经异义》，为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九族。盖误以九世当之也。］然据《白虎通义·宗族篇》，则今文家所言之制，已不甚古，此制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更古之制，则父母妻三族各三也。［此为《白虎通义》之又一说，谓尧时父母妻之族俱三。周乃贬妻族以附父族。］《白虎通义》此处脱佚，不能知其详，但知妻之姊妹为一族耳。［欲详知氏族之情形，可观《礼记·大传》《通志·氏族略》二篇，前详于古，后详于后世。］

所谓宗法者，除嫡长子［诸侯之子］继承其父之地位外，余皆别立一宗，是为“别子为祖”。［盖诸侯不敢祖天子，而大夫不敢祖诸侯。］其嫡长之子，世世承袭，为大宗宗子。次子以下，别为小宗，亦其嫡长子继承之。二世曰继父小宗，［继祢小宗］三世曰继祖小宗，四世曰继曾祖小宗，五世曰继高祖小宗。凡宗子，应管辖、收恤其族人，但至六世，则不复有此权利义务。［继祢者亲弟宗之，继祖者从父昆弟宗之，继曾祖者从祖昆弟宗之，继高祖者从曾祖昆弟宗之。更一世服绝，则不复来事，而自事其五服内继高祖以下者，所谓五世则迁也。］惟大宗宗子，对凡同出一祖之人，永远有之，故曰：“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迁。”诸侯对大夫，天子对诸侯，实犹大宗之对小宗也。

宗法之立，能将同出一祖之人，团结为一，其所团结之范围，较族为狭，而其所团结之人数，转较族为多（此由其在时间上悠久故）。此为男系氏族最完整之组织，但必一氏族中人，生活互相依赖，乃可维持。［古宗子皆有土之君，故能收恤其族人。族人实其宗子共恃封土以为生，故必翼戴其宗子。“众建亲戚，以为屏藩”，一族之人，互相卫翼，以便把持也。“讲信修睦”，戒内讧也。“兴灭继绝”，同族不相剪也。美其名曰“亲亲者天下之达道”。语其实，则一族之人，肆于民上，腹民以自肥而已。曷怪孔子以“大人世及以为礼”，为小康之治哉？（《礼运》）］然其后事实渐变，士大夫之家，见于《仪礼·丧服传》者，名为大功以下同财，实则不过有一笔公款。［《丧服继父同居传》谓“夫死子稚，子无大功之亲”，则“与之适人”，故说者谓古卿大夫之家，大功以下皆同财。然《传》又曰：“昆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则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人各私其父，则所谓大功同财者，亦其名焉而已。其实亦与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者，相去无几矣。］小民之家，见于《孟子》《礼记·王制》等篇者，不过五口八口而已。［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率五口至八口（《孟子·滕文公上集注》引程子说）。］此盖耕作方法渐变，家族取氏族之土地而分裂之，以至于此也。［古者交易未盛，生活所资，率由一族之人通力合作，人口愈多，生利之力愈大，故其人率能抟结；至交易之道开，则相待而生者，实为林林总总，不知谁何之人。生活既不复相资，何必集亲尽情疏之人以共处？且交易开，则人人皆有私财，而交易之际，己啬则人丰，己益则人损，尤为明白易见。如此切近之教育，日日受之，安有不情疏而涣者？氏族替而家族兴，固势所必至矣。］中国至此时，其情形已与今日无大异矣。

人类之团结，有依于血统者，亦有依于地域者。依于血统者曰氏族，依于地域者曰部落。（合若干氏族组成一团体，亦当称为部落。）其首领皆可称为君。合一个区域中若干部族所共归向者则为王，前已言之矣。凡氏族之长，愈到后来，其政治上统治之性质，必渐增加，与其所治之人之亲族关系，必渐趋淡薄。［如族人于小宗之子，仅以本服服之，于大宗宗子，则五世而外，悉为之齐衰三月，于其母妻亦然。此庶人为君之服也，而亲族之关系淡薄矣。］故氏族之长，与部落之长，成因虽不同；至后来，性质并无异同。惟氏族之长，继承之法，必依血统；部落之长，其初或有出于公举者耳。但在中国，此等史料，尚无所得。至于王，则惟视列国之归向与否（不论以德致，以力服），本不能常存不替也。

社会阶级

中国古代似有一农渔之民为猎牧之民所征服之事实，故牛、羊、犬等为贵人之食，谷与鱼鳖为贱者之食（可看《诗·无羊疏》）［《礼记·王制》曰：“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亦见《王藻》。《国语·楚语》：屈建曰：“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献，庶人有鱼炙之荐。”又观射父曰：“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诗·无羊》：“牧人乃梦，众惟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笺》云：“鱼者，众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案《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又言：“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并言，盖以为少者之食。《公羊》言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宣公六年）则鱼飧实贱者之食，郑《笺》之言是也。］田猎借以讲武，而渔为贱业，为人君弗视。

凡征服者，初期往往立于被征服之团体以外，此时纳税服役等皆系以团体之资格负责。龙子述夏后氏税法，其名曰贡，系取数年收获之平均数定为常额，不问岁之丰凶，即其遗迹（见《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引龙子曰：“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此制犹后世义役之制，乡自推若干人以应役，官但求役事无阙，应役者为谁，初不过问也。］

其后农业日重，征服者亦从事于耕作。当此时也，征服者则择山险之地，筑城郭而居之。［盖所以便守御，其人则曰国人。至后世城郭，必筑平夷之地，则以利交通矣。］而使被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谓之野人。］故古云：“设险以守国。”（古国字指郭以内言）［《易·坎卦·彖辞》曰：“王公设险以守国。”《孟子·公孙丑下》曰：“域民不以封存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郭以内行畦田，郭以外行井田。［田有畦田与井田之别，《九章算术》有圭田（圭、畦即一字）求广从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盖井田者，平地之田；畦田，则在高下不平之处者也。《孟子》述井田之制，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又曰：“请野九一而助。”即井田之制也。又曰：“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者，圭田即“国中什一使自赋”之田，以其在山险之地，不可井授，故名之曰畦田。］兵皆近国都（见江永《群经补义·春秋》）。［据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盖征服者居中央山险之地，服兵役，是为乡，故兵皆近国都也。被征服者非不能兵，惟但使保卫闾里，不事征戍，如后世之乡兵然。古兵农不合一之说江永《群经补义》首发之，而此篇继其后，其论皆极精辟者也。］《周礼》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参政之权利皆国人所享，［《周官》乡大夫之职，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且致于朝，所谓大询，即小司寇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者，故有参政权者，国人也。］政变时，参与其事者，亦皆国人。［如厉王监谤，国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见《国语·周语》）。盖国人如辽世之契丹，金世之女真，与其国关系较密。］若野人，则有仁政即来归，遇暴政则在可能之范围中逃亡而已。

缅想当初，国人与野人间，当有甚深之仇恨，但时代太早，故记载已不可见矣。

古代之阶级：大约在征服者中，执权者为贵族，其余为平民，平民即国人也；被征服者为野人，近为农奴（至于奴隶，古书所载，无以之为生产主力者）。其初，平民当与贵族近，与农奴远。但至后来，武力把持之局，渐成过去，执政柄者，威权益大；又因杂居通婚之关系，［国有限，野无限，国中人口渐繁，不得不移居于野；即野人亦有移居于邑者。居地既近，婚姻遂通。］则平民与农奴，渐相混合，而其贵族判为两阶级矣。此项阶级之起源，古书亦无记载，只能从遗迹上推想而已。盖其时代甚早故也。

此种制度，为中国史与西洋史之一异点。或可云中国史与西洋史走向分歧之路之第一步，希腊、罗马，皆仅视其市府中人为国民，余皆认为征服之地，歧视其人，不能与自己平等者也（罗马较希腊稍扩大）。故其全国之民，难于融合为一体。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极论此事，近人钱穆祖之，其所著《国史大纲》，推论近代欧人剥削殖民地之根源，仍自古希腊、罗马来焉。中、欧所以有此不同者，鄙意：欧洲古史，重海路通商，所至之地远，所据之地多，故不能与土著同化；中国为大陆上之农国，征服部族，与被征服部族同生息于一片土地上，时日积久，故其同化易也。中国之同化作用，在古代即如此逐渐进行，故至战国时，略已风同道一，而秦始皇所建之大帝国，与亚历山大所建，基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