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蜀汉灭亡

当曹魏和东吴在寿春展开规模空前的大会战时，多年来屡屡北伐却频频受挫的姜维终于等到了机会。

当时司马昭发兵二十六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关陇地区抽调的，这就让魏国的西线防御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薄弱。姜维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

蜀汉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即司马昭大军加紧围攻寿春之际，姜维率数万人马穿越艰险难行的骆谷道，进抵沈岭（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长安。

这是姜维历次北伐以来最为激进的一次——此前都只是对陇西用兵，这回则直趋关中，表明其对此次北伐抱有极大的信心。

此时，魏军在西线的主帅是征西将军（兼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司马昭堂兄），副帅则是姜维的老对手、安西将军邓艾。

对姜维而言，此二人皆非等闲之辈。邓艾多次与姜维交手，熟悉他的性格和用兵方略，可以说是他的克星。而司马望身为司马懿的侄子，曾随同征讨过王淩，且因功封侯；可以料想，他对司马懿早年抵御蜀汉的那套战略战术，肯定也不会陌生。

所以，有这两位坐镇关中，足以弥补眼下魏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也足以对付来势汹汹的姜维。

得到战报后，司马望和邓艾迅速集结部队，进驻骆谷道北口附近的要塞，严阵以待。姜维则在芒水（今陕西周至县南）扎营，与魏军对峙。

此后的日子，姜维屡屡出兵挑战，可司马望却祭出当初司马懿克制诸葛亮的法宝——死守营垒，拒不出战。

蜀汉要攻魏，必须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且要想尽各种办法；而曹魏对付蜀军，好像仅此一招就够用了。

当魏军把头缩进坚硬的龟壳时，蜀军就没辙了——不论是当初的诸葛亮，还是如今的姜维。

次年四月，当寿春城破、诸葛诞被杀的消息传来，与魏军对峙了数月的姜维不得不下令撤军，灰溜溜地回了成都。

原本信心十足的此次北伐，再度无果而终。

念在姜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刘禅连忙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以示慰勉。

虽然刘禅这个“逍遥皇帝”无心追究姜维北伐无功的责任，但蜀汉朝野却对连年用兵的姜维颇有怨言。时任中散大夫的谯周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仇国论》来讽劝姜维。

文章列举了从商、周之际到秦末楚汉相争的斑斑史迹，说凡是想要建功立业的，都要趁“天下土崩”“豪强并争”之际乘机而起，才有可能以弱胜强，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但眼下蜀、魏两国皆已“传国易世”，即皇位都传了两代或以上了，天下相对安定，并不是秦末那样的“鼎沸之时”，而更像是“六国并据”的时代。这种时候，只能做周文王那样的奠基者，别想做汉高祖那样的开创者。

因此，谯周劝诫姜维，当务之急，就是要安养百姓、体恤部众，然后审时度势，谋定后动。若是继续穷兵黩武，蜀汉迟早“土崩”，恐将遭遇“不幸”。

事实上，谯周讲的这些大道理，姜维又何尝不懂呢？只是道理好讲，事情难做。正如我们在前文一再强调的那样，蜀汉的根本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何种国策，而是压根儿就没的选。选择主动北伐的人，你可以骂他穷兵黩武；但选择守土安民的人，对方不是一样可以骂你苟且偷安吗？

归根结底，蜀汉的真正困境，就是国力太弱，尤其相对于魏国而言——以军队人数为例，蜀汉从刘备立国到被魏国攻灭，其总兵力基本只维持在十万左右；而魏国的总兵力应该不下于四十万，所以人家司马昭一次平叛就可以拉出二十六万大军。

在强弱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论积极进攻还是消极防守，结果其实是一样的，都难逃灭国的命运。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死——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姿态昂然赴死，还是以畏畏缩缩偏安一隅的可悲模样漠然等死。

如果说诸葛亮北伐主要受限于国力和自身的军事能力，那么姜维在此之外，则又多出了一重限制因素——权力有限，因此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比诸葛亮少得多。

前期费祎执政，有意压制姜维，所给兵力往往不超过万人。可是，即使在费祎死后，姜维成了大将军，他每次出征通常也只有“数万”兵力，无法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最多时可以拉出十万之众。

究其原因，一是姜维常年统兵在外，远离中枢，对朝政的影响力自然就弱了；二是姜维虽然位居大将军，但时任尚书令的陈祗却是刘禅宠臣，所以实际上掌控了朝廷大权——官位虽在姜维之下，实权却在姜维之上。

这样的权力格局，自然会对姜维形成不小的掣肘。

蜀汉景耀二年（公元259年）八月，陈祗病卒，刘禅任命董厥为尚书令、诸葛瞻为仆射；没过多久，董厥升任辅国大将军，诸葛瞻升任卫将军，二人“共平尚书事”，即共执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