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卷）》（1）

第五十九章《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卷）》（1）  台北版自记

这几十万字的日记，最初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来改称《胡适留学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仍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借这个机会，改正这里面几个错误：

一、页七九七，《读〈集说诠真〉》条。《集说诠真》的作者是天主教司铎黄伯禄斐默氏，我当年错认他是一个外国人，故说，“又以其出于外人之手也，故记以褒之。”黄伯禄是江苏海门人，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天主教神父，他的著作很多。方豪先生去年曾指出我这个错误，我很感谢他的指示。

二、页七九九—八〇〇《印书原始》一条。依现在的知识看来，此条错误不少，例如，其中引《事物原会》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命雕板。”末四字当作“悉令雕撰。”又如其中说“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范昇者，为活字板”，范昇当作毕昇。毕昇的活字，详见沈括的《梦溪笔谈》。

三、页八〇四，第十行：“至于唐人之繁而无当（邢昺以百八十四字注《学而第一》四字，孔颖达以千六百四十字注“俟我于著乎而”三语）”。……

邢昺是宋太宗真宗时人，他的《论语正义》是咸平二年（西历九九九年）奉诏撰定的。所以“唐人之繁而无当”应该改作“唐宋人诸经疏之繁而无当”。

这几条错误都在七页之内。其他错误想必还不少，倘蒙读者随时指示，我很感谢。

民国四十六年除夕，在纽约记

重印自序

这十七卷《留学日记》，原来题作《藏晖室札记》，民国二十八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曾排印发行，有民国二十五年我写的自序，说明这七年的日记保存和付印的经过。这书出版的时候，中国沿海沿江的大都会都已沦陷了，在沦陷的地域里我的书都成了绝对禁卖的书。珍珠港事件之后，内地的交通完全断绝了，这部日记更无法流通了。

去年我回国之后，有些朋友劝我重印这部书。后来我同亚东图书馆商量，请他们把全书的纸版和发行权让给商务印书馆。这件事现在办好了，这十七卷日记就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发行了。

我向来反对中国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斋做书名的旧习惯，所以我自己的文集就叫做《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这个法子可以节省别人的脑力，也可以免除后人考订“室名”“斋名”的麻烦。“藏晖室”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约自己的一个室名。在日记第十一卷的开始，我曾说：“此册以后，吾札记皆名《胡适札记》，不复仍旧名矣。”民国初年，我的朋友许怡荪摘抄我的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曾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后来我允许亚东图书馆印行全部日记的时候，因为纪念一个死友的情感关系，我就沿用了《藏晖室札记》的名目。现在回想起来，我颇懊悔这件太牵就旧习惯的举动，所以我现在决定改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

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校对这几十万字，用力很勤苦，错误很少。今年我曾自己校对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错误。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八日

胡适记于北平东厂胡同一号

自序

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记和杂记。我在美国住了七年，其间大约有两年没有日记，或日记遗失了。这里印出的札记只是五年的记录：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简单日记。（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这中间只有短时期的日记（名为北田northfield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记。（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间记了一条札记（卷三的首二页），其余全缺。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礼记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的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了一册就寄给他看，请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aloud）。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就不肯寄给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因此我对于这种札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

我从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曾用英文写出来：

expressionisthemosteffectivemeansofappropriatingimpressions.

译成中国话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试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学生对于“儒教”大概都有一点认识。但这种认识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个美国团体请你去讲演“儒教是什么”，你得先想想这个讲演的大纲；你拿起笔来起草，你才感觉你的知识太模糊了，必须查书，必须引用材料，必须追溯儒教演变的历史。你自己必须把这题目研究清楚，然后能用自己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成为一篇有条理的讲演。你经过这一番“表现”或“发挥”（expression）之后，那些空泛的印象变着实了，模糊的认识变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识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时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么”了。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的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的；演说，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例如，我自己研究《诗三百篇》里“言”字的文法，读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櫜之”，始大悟“言”字用在两个动词之间，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鲁语的代名词“尔”“汝”“吾”“我”等字，随笔记出研究的结果，后来就用札记的材料，写成我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义、非战主义、不抵抗主义，文学革命的见解，宗教信仰的演变，都随时记在札记里，这些札记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的草稿。

我写这一大段话，是要我的读者明白我为什么在百忙的学生生活里那样起劲写札记。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吾岂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愤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作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礼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这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了。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我后来完全不信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讳我曾有一次“自愿为耶稣信徒”。我后来很攻击中国旧家庭社会的制度了，但我不删削我当年曾发愤要著一部《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得失”（页一〇三）。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论了，但我完全保存了札记里我的极端不抵抗主义的许多理论。这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

因为这一点真实性，我觉得这十几卷札记也许还值得别人的一读。所以此书印行的请求，我拒绝了二十年，现在终于应允了。

整理这一大批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我要特别致谢。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的抄写、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谢的。

最后，我用十分谢意把这部札记献给我的死友许怡荪。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晖室札记》在《新青年》上陆续登载。这部札记本来是为他记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

在太平洋上总统柯立芝船里

卷一

一九一一年一月卅日至十月卅日

（在康乃耳大学农学院）

一九一一年一月卅日（星一）

辛亥元旦。作家书（母四）。考生物学，尚无大疵。

今日《五尺丛书》送来，极满意。《五尺丛书》（fivefoot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之丛书，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今日有小诗一首：

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

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