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泰共

会议最后讨论的一项议题是关于泰国共产党援助问题。

泰国社会主义思潮几乎与中国同期，20年代就有了学生工人组成的小团体，1927年南洋共产党暹罗特别委员会成立，由此成为泰共前身。

正好国内发生412，许多左翼人士流亡泰国，不少成为后来的泰共主力，193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委员会改组为暹罗共产党并一直与中共保持紧密联系。

当时在泰国其实有三支共产党：本土的暹罗共产党；在泰国的中共分支或中共暹罗支部；在泰国的越南共产党。

1941年暹罗共产党改组为泰国共产党，日军与暹罗当局合作甚至派遣军事力量时，泰共明确反对，依靠正确的政策与民族主义，泰共不断壮大。

1942年，泰共宣布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比中共还早3年），但泰共影响力依然有限，主要成员还是知识分子，直到日本战败，中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后，泰共才认为工作重心要转移到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上来。1

此时泰共拥有合法地位，便积极联合民主派，参加选举，试图搞联合政府，到1948美国扶持批汶政变后，泰共被迫转入地下。

转入地下后泰共进一步引进并宣传毛泽东思想，希望将其发扬光大，重点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学习与推广，借此掀起左翼文化运动，思潮迅速传播到整个文化界，并传播到下层人士，扩大了泰共影响力。

总体而言，泰共此时政策处于胶着中：

一方面泰共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比较迷恋于文化运动、城市运动，妄图通过示威游行、抗议、工人罢工等改善自己地位；

另一方面，泰共与中共关系亲密，甚至还有不少是泰籍华人、华侨甚至中泰混血儿，能说中文，懂汉语，目睹中共革命胜利十分羡慕，也想搞农村包围城市、走武装革命的道路。

任书记好奇道：“那这次又是谁牵线呢？”

克农同志道：“两条，一条是启新同志的线，另一条是美厚同志的介绍……”

时任中央统战部综合研究组副组长的李启新是泰共在1942年第一次成立大会上选出的总书记，当然，他那时也是中共党员。泰共之所以选一个中共党员当总书记，充分说明泰共对中共的信任与依赖。

但等到抗战结束、泰共获得公开合法地位后，泰国本土派又有点想玩议会斗争了，正好李启新也完成任务准备回国，但他在这条线上的关系依然畅通。

蚁美厚这里纯粹是偶然。他不是共产党员，无论中共、泰共都不是，但他不断从泰国招募人手跑美国航线又输送到中国，有大量中共党员、海军化装成泰国人在上面执行任务，因船员中有泰共成员，一级级汇报上去最终惊动了泰共高层，觉得这条线也可利用。

最后也是最直接的触动是越共在云南培训军队，且很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泰共，使泰共忽然也想来受训了。

对林冠华而言，一开始接到这议题觉得很稀奇，后来查了不少资料与学术论文，给了一卷完整资料。

“从历史进程来看，泰共是第三世界共产党中为数不多的毛主义派……与我党关系十分友好，中苏、中越历次争端中，都十分明确地站在我党这边。”

林冠华说，“非要说泰共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两条。

第一，党内没有形成鲜明的领导核心，各种各样的派别充斥其中，互相争权夺利，互相勾心斗角，内耗严重；

第二，泰共一直在议会斗争、文化斗争、武装斗争三个选项上徘徊，形势好时便幻想议会斗争，一旦形势恶劣又想转入武装起义，从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斗争策略……

当然，我更觉得第二个缺点是第一个缺点所导致的。”

几大书记看完材料后都连连感慨。

弼时同志叹息道：“可惜了，其实泰共基础很不错，经济底子也算厚实。”

克农道：“就是因为底子厚实，所以斗争精神稍微欠缺些……动摇也能理解，要不是412被常凯申用鲜血警示了，没准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毛病。”

主席点点头：“情况大致有数了，泰共找上门来，也不能置之不理，同志们有啥建议啊？”

罗部长朝林冠华努努嘴，示意他开口，这把林冠华雷得外焦里嫩：我连支部委员都不算，怎么能对国际共运指手画脚呢？

更意料不到的是聂总长也开了口：“冠华同志对国际局势比较熟悉，对国际共运也有深入了解，我觉得可以听听他的想法。”

林冠华心一横，豁出去了：“我觉得吧，既然我们党在泰国有这么好的关系与群众基础，帮助泰共应该理所当然……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巩固南线安全安的需要。

泰共的弱点我觉得未必不能克服。启新同志既然当过总书记，现在再回去当是不是也可以？或者，副书记、总顾问这种角色？金首相当初在抗联不过也就是个营长，不妨碍他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启新同志至少革命经验比他丰富吧？”

后面就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那太直接、太赤裸裸了。

罗部长悄悄竖起了大拇指，有些话，还真是林冠华比较敢想、敢讲。1

少奇同志道：“我觉得和越南、朝鲜的情况有所不同，泰共的革命运动首先要培养干部、打造根据地，我看可以请启新同志牵头，再找善于培养干部、经营根据地的同志给泰共培训，军事培训反而不是当务之急。”

总理沉吟道：“当初定了罗贵波同志担任援越政治顾问团团长，后来我们改变策略，取消了政治顾问。如果要培训泰国同志，可以请贵波同志担任。”

朱老总道：“泰国与我们没有直接接壤，但有美厚同志在，海运很畅通，嘉庚先生的航空公司也能往来自如，可以走这两个通道。”

主席拍板道：“先这么定了，同意泰共派100-200名干部来我方受训，但不能安排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得要去云南、广西等艰苦地方锻炼，否则进了北京又想搞议会斗争、联合政府了，那可不行。”

罗部长道：“要不去海南吧！那里气候、水文条件与泰国比较接近，走海运方便，冯白驹同志又有多年的敌后根据地经营经验，可以现身说法。更关键的是外人轻易上不了岛，能有效保密！”

总理补充道：“还是你想的周到，就去海南！这部分费用就我们承担好了，泰共当初412后收容了我们不少同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吧！”

散会后，主席专门留下陈副总理和林冠华，叮嘱道：“你们两位日常多商量探讨，一方面多搞点外汇，一方面想办法多偷点技术拳头，苏联不行还有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捷克，只要适合，都可以为我所用，拿来主义嘛。

中财委一直抱怨缺人嘛，我看给小林同志在中财委也安排个合适职务，既看上去不那么显赫，又能专业对口，可从容开展工作。”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立后，总揽全国经济管理职权，但干部只有几十个人，根本不够用，于是向中央提了要求，希望尽快派遣300-500名县委书记、团长、团政委级别的干部到中财委工作。

可惜团长、团政委都是优秀的军事斗争指挥员，论打仗头头是道，搞政治也不错，但搞经济就缩手缩脚。

从农村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则对现代化大工业、对世界经济的认识比较浅薄，不适应全国一盘棋的管理路线。更重要的是，思想还比较保守、封闭，你说从苏联、捷克引入专家与技术，那多半会说好，向老大哥学习么。

但如果说还可以从西德、日本、英国引入技术与专家，甚至要和美国施贵宝公司做生意，这种念头别说有了，想都不敢想。

东北局为什么在棉布换大豆问题上犹豫不决，并不是真缺棉布，而是心里在嘀咕：放着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意不做，去和资本主义做生意，这合理么？会不会犯路线错误？

除非上级直接下命令，那他们会严格执行，但经济建设千头万绪，什么事都要组织和领导下任务，就算组织有几颗脑袋也不够用。

当意识形态压倒价值规律时，工作起来便会非常吃力，再加本来就是人手不够用，很多敏感问题只能绕着走，要不是这次因为的确良入东北发生的怪事，林冠华乃至陈大掌柜甚至还不知道其中奥秘。

这种关键岗位偏偏又不敢贸然留用国民政府的职员，怕万一出事全局崩塌，由此，中财委如此显赫的机构居然出现了官等人场面。

总算从东北、华北、华东抽调了20多名地厅级干部，留用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10多名专家委员，又从华北财经学院抽调了100多名专业干部，才堪堪把人头凑满。即便这样，中财委在政务院4个委员会中还是人数最少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