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定力(3，2400票加更)
“总的来说,过了几年,你依然不赞同主席的意见?”
“对，我不赞同，从头到尾都不赞同。”
林冠华道,“经过这几年演变和观察，我越发坚定了这种想法。”
“不赞同呢，其实完全可以正大光明讲，你不赞同主席的次数也不少了，对着千也好多回，真有道理，主席完全能听进去。”
任书记道,“柯庆施、张春桥的事过去好久了，确实可找个契机再讲一讲，回避解决不了问题.…....
当初你争都不争、辩都不辩，直接—棍子用国民党特务名义将张春桥春打倒，其实留有后遗症。
张春桥确实是国党特务，这点没冤枉他，但扪心自问，真正要打倒他的不在于他是真特务还是假特务，而是那篇资产阶级法权批判…..”
“张春桥我懒得和他争，没主席支持,他的文章一文不值。
但当时和他争，不就和主席直接打擂台了么?我没这意思,也没这时间，只能强行闯过先顶过去再说，等待以后来看。
不过我也估计错了,我以为起码能熬到二五计划结束再来讲这件事，事态发展很快，一下子提前了。
本来上次庐山会议也可以讲,结果出了康生这档子事,又拖了下来.….要不然，陈云向志在会上发言就不是讲给干部职工加工资，而是讲国有企业收入体系深化改革问题了。”
任书记恍然大悟:“我是说嘛,我明明记得陈云有材料要在会上讲，结果庐山上他没讲，回来后也没讲。
没讲也是对的，主席那会特别敏感,办康生已触及非常重要的领域了，再把这茬拿出来讲说主席考虑不周全，确实容易形成围攻态势,反而不好。
党史确实没白学，现在开始围点打援了......"
对计件工资制，中央一开始认为是能提高劳动效率的好办法，在1948-1951年全面推广，无其东北地区因引入苏联管理体系非常多，很快加以盲目仿效，到1953年前夕出现高潮。
从试运行情况看,计件制推广后,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产出,提高了工人积极性和收入;但深层次矛盾也随之引发。
—是工人之间相互眼红,计件和计时摩擦不断、相互拆台比比皆是。
计件工抱怨计时工不配合，以至于每做一道工序都要停下来等。
计时工抱怨计件可以多劳多得,自己多干只是义务劳动,并总结说"计时为人民服务，计件为个人服务”，在经济效率上不能批评，就在政治上抨击计件工资制“坏的作用比好的多，促进了个人主义发展"。
二是管理层与员工冲突,计件工人不仅与计时工人矛眉重重，和定额员、工段长间也时常出现纷争。
计件工人为多拿超额工资,经常埋怨定额太紧、劳动组织不合理，甚至对定额员进行讽刺和谩骂。
而在任务分配过程中,计件工人又与工段长关系紧张，双方锱铢必较地讨价还价，有些工人为挑工种、争工资,组织起来闹事。
三是生产层与质检层矛盾被诱发。
计件需要以质检合格为依据，不合格品生产出来不但不能结算，还要倒扣。
为多赚钱少扣钱,计件工就开始在工序上动手脚，该刷5遍的刷3遍，该间隔6小时再进行第二道施工的就胡乱压缩为3小时、2小时等。
这些在质检这里统统通不过,就谩骂人家“吹毛求疵”、“鸡蛋骨头里挑刺"、“苛刻刁难"、“无事生非”.......
最终被迫调整质检,但调整质检工序后送到其他项目上又出问题,最终被迫返工并重新搞,增加了不必要的浪费。
四是方案本身存在不合理性。
同是计件制，苏联使用累进计件制，到东北就变成无限计件制以降低操作难度。
之所以这么调整,是因为实行苏联式累进计件制，必须要有很精确的统计工作,并要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不然就可能发生工资支付过多的偏向。同时，计算起来也比较复杂。
东北解放初期,中共缺乏受过训练的工业管理人员，缺乏实施累进计件制的人才基础,企业管理能力较为有限。
因此首先推行直接无限制计件工资制度,暂不推行累进计件工资制度。必须实行累进计件工资制度者，须经主管部批准后方得实行之。
改行无限计件制有助于简化繁杂的工资构成，当年大连建新、沈阳兵工厂等工厂，就全部采用新制度，创造出高速增长的奇迹。
问题在于,个别典型核心企业无限计件搞得好不等于其他企业都能搞好，更不代表无限计件就完美无暇，随着大范围推广，问题接二连三暴露出来。
这时候陈云、高岗已陆续统管经济工作，林冠华也逐步掌握工业化主导权，必须加以调整。
林冠华其实没管过工厂，他的手段很直接:
-承认现有工资和收入体系，确保政策调整后工人收入少平不下降，产品产能不减少、质量水平有所上升、工艺管理制度更严格;
-核心国有大厂交给日德东欧专业人才实施管理，从副厂长、车间副主任一直到工段长配到位，实行德日企业管理法而不是苏联企业管理法,在德曰企业管理法初见成效时，陆续向其他企业推广、普及;
-砍掉企业办社会职能，为基层减负并轻装上阵。高岗赞同整顿,对学德日企业管理法持保留意见，对砍掉企业办社会基本不赞同。
高饶事件很快爆发,他离开政治中心,最终全套国企改革是在陈云、林冠华主持下着手进行的，陈云负责去各地蹲点、视察，林冠华负责从全球扒拉项、引进设备和人员回国。
整顿调整效果还不错,保证了抗美援朝、南亚、南洋战争各系列物资供应,确保了对苏供应出口大幅攀升,又买现了大量工业化项自落地。
主席等人对此整体而言是支持的，肯定之中也有不满，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
一是外国专家主导并控制国有企业管理模式。苏联模式占上风没准还能扯扯,结果林冠华大量使用英法比荷德美曰管理法,唯独看不上苏联模式，也基本不用苏式管理,政治上受攻讦很多，骂得最难听的就是“买办工业化”。
二是经济挂帅、效率优先与中共平均主义的传统理念产生冲突。
计件制所产生的工人收人差距拉大,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挂帅"思想和中共长期奉行的平均主叉理念存在显著差别。
主席曾公开表示:“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实行低给制的入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方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方，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
老总也提出过:“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伙天不要钱,任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制度,现在建设新国家，虽然要有新的体制，但传统优良作风不能丢。”
主席认为，计件工资、绩效主义的毛病是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乏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首先关心个人收入。
在林冠华看来天经地义的东西,在他们眼中难以想象居然属于社会主义范畴。
比如林冠华就认为熟练工人就应该比新工人多赚钱，两者差距就该是创造价值的大致比例，但很多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认为不能拉卉太多，熟练工应该羌偿帮助不熟练工，一个班组中如果有人完不成定量，其他人应该加班帮他完成,让他们体会集体主义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