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7章:定力(11，3000票加更)

讨论完邮电业务降价，林冠华又谈到价格偏贵的铁路客运业务。

“我爱人几年前在天津念书，一般1-2个月回北京一趟，每次回来都坐火车……”

林冠华道，“天津到北京，慢车两块四，快车贵五毛，两块九。她基本都选择坐慢车，有时不免笑话她，完全可以坐快车呀。

她说，舍不得。老坐火车回家在有些同学看来已很奢侈了，再非要坐快车，不就更贵?

快车2个多小时到北京，慢车最慢也就3小时，贵5角不值当。有多少人一小时能赚5角钱?我帮她一算，真有点道理。”

赵凯旋往返京津京基本花5元钱，一年如往返6次就是30元，相当于一个天津普通工人的月工资。

如果一小时能赚5角，那一天4元，一个月120元，在1957年也算高收入了，得处级干部才有。

这是赵凯旋朴素的价值观。林冠华习惯于用物价指数比。

2.4元/2.9元的快慢车票，放后世相当于240/290元的京津动/高票,这价格敢放出去，铁道部要被全国声讨。

林冠华坐过的京津高铁没超过50元，如果动车或城际列车就是30多块钱。

现在不光京津间票价高，全国铁路票价普遍都高。

南京-上海是另一条热门线路，慢车5.4元，快车6.3元。放后世就是540/630标价，绝对吓死人，按南京-上海不到300公里的路程,全程磁悬浮也不需要这么贵。

公开场合不能用这种比价法，林冠华举例:“假设一名采购员去谈生意,南京-上海来回一趟，不算住宿，少则11元，多则13元，一个月基本工资才够4-5趟出差，谈生意成本很高……

票价降下来会大规模促进人口流动，对整体经济有利。过去两年，铁道部将货运价格降低了些，周转速度和流动性大幅度变好，货运收入不降反升……”

被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票价有点贵。

这还是这几年收入提升上来后的比价，放7-8年前，铁路客运也这个价格，岂不是更贵?

虽然坐火车大部分人都是公干可以报销，但公干也要考虑成本核算。

国务委员、铁道部长滕代远道:“实不相瞒，我个人也觉得客运有点贵，但是吧……铁道这账本目前还处于大规模负债经营状态，还历史欠账就还了好久。”

所谓历史欠账是说民国时期继承的铁路线路，其实应按年折旧并进行维护，结果国党早把这笔钱花得一干二净，铁路不管，迫使共产党必须从后续收入中挤出来对旧铁路实施维护。

除此之外，铁道部资产扩容好几回，滇缅、山南、汉洲、广南等方向的旧铁路都面临维护与修缮，全靠从后面弄钱补上。

除日常维护修绥，铁道部还完成了所有窄轨、宽轨铁路的标准轨调整，里程上没增加，实际是很大的一项工作。

苏联交付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现称瀚海铁路)更是维护+并轨一起，又处高寒地带，格外花钱。

苏联人老惊讶于中国接管铁路后运输能力快速提升，却不知中方为此做了多少维护、补强、修缮工作。

为提高效率，在苏联不愿意用隧道和涵洞，宁可绕远路或降速运行的路段，中国着手进行局部路线隧道化改造，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整个工程持续很多年，部分还是军委工程部队、铁道兵帮忙抢修的，都没额外算钱，这些劳动投入再算钱，根本不够。

至于新设备、新路线、新项目投入倒是清清爽爽，有脉络可寻。

总理笑道:“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哦，不要光看债务，铁道部那资产不是和吹气球一样膨胀?

刚解放时全国铁路里程才2万多公里，到现在都快12万公里了，15年功夫变6倍，还不过瘾么?

这些资产经营好了，后续全是利润，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近10万增量中，汉洲贡献3万多;苏联贡献了1万多(西伯利亚及其支线、西北地区各线)，南亚、广南、缅甸贡献了大几千，西洲、南洋、西洋也贡献了大几千，扣除这些，14年中实际建设铁路里程是3万多公里。

不但直接超越了旧中国80年的成就，也比历史上新中国发展速度快一倍多。

“我的想法是，为维护业务平衡，客运暂时不降价，但做些调整。”

林冠华建议道，“一是提速，把速度提上去，票价不变情况下，让乘客用以前的慢车票价享受快车速度，会让他们有赚便宜的感觉，尤其京津、京汉、京广、沪宁、沪杭等热门线路上率先优化;

二是老线老办法，新线新定价，新开辟路线一开始上座率可能不高，又处偏远地带，那就适当定低点，姑且算新开张让利了。”

这两个建议，滕代远非常乐意接受。

提速一直在说，同样里程下把速度提上去，就能创造更多效益，货运需要提速，客运其实一样。

新老差异化定价方法问题也不大。

陈云大大松了口气，如果铁路客运价能在服务业大涨价浪潮中稳中有降，那有利于遏制CPI涨幅快速冲高。

林冠华发债务、印钞票都和CPI直接挂钩，每年印钞上限就是CPI不超过3.0%的界限。

一定要敞开印钞且粉饰数据，统计局也可实现CPI权重调整，涨得多的减少权重，涨得少或下降的增加权重，从理论来说也合理。

但这样搞很容易自欺欺人，最后演变为造假，他和林冠华意见一致:权重可以调整，但不宜剧烈变动，只能微调。

最好是调整中做增量考虑:比如统计局新增采样点，又比如新商品、产业、服务纳入统计，通过数据更新把他们包含进来。

比如BP机、车载电话等等都是新业务，以前没有，那放进邮电指数，再根据产生的GDP赋予权重就合理了。

又比如以前一直吃不饱，所以粮食占CPI比重很高，这两年来温饱问题陆续解决，肉类、粮油等消费权重就会增加。

以数据自然调节、演变而非人为肆意干涉来反映物价指数变迁才正常、合理。

尽管大家都努力维护数据的严肃性，但分管经济的高层都清楚其缺陷:中国目前CPI从本质来说还是城市CPI指数。

城镇权重占份额很大，农场占份额偏小，与目前城镇化率和经济体量分布不匹配。

之所以出现如此结果，就因为在城镇地区进行统计、抽样比较容易也相对精准,农村就比较困难。

有一点可以确信，最近这些年，尤其八大以来，由于工业品基本持平或降价，农村实质CPI增幅一直都低于城市。

对城市CPI影响最大的房租在农村没啥影响，因为农村很少存在租房概念，最多是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