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二章《别爱上任何人》（27）

科林救援前

我醒得很早，拿着钓鱼竿，带上在商店买的钓具盒走到湖边。我花了一小笔钱买渔具，还买了螺旋钻和撇油器，在湖面冻住的时候用。这并不是说我打算在这儿待那么久。

她套上运动衫，步行来到湖边。她刚沐浴过，头发还是湿的，发梢在冷空气里变硬。室外一直很安静直到她过来。太阳才刚刚升起。我陷入沉思中，努力说服自己家里一切还安好，试图对自己洗脑说冰箱里有充足的食物，而且她也不会摔下来摔坏屁股。就在我开始相信这些话的时候，全新的恐惧又涌入我的脑海：我忘了生火，她会冻死的；她没有关前门，有牲畜闯进去怎么办呢？然后我试着安慰自己：我生火了，我当然生火了。我花了十分钟想象自己把室温升到了约20c。至少现在现金应该已经寄到了，有足够的钱帮她熬过去，撑上一段时间。

我从小屋里带了把躺椅，我坐在椅子上，脚边放着一杯咖啡。我惊讶地看着女孩朝湖边走来。她穿得那么少，裤子根本不挡风。树上光秃秃的，叶子都掉光了，减缓不了风速。寒风把她冰冷的头发吹到脸旁，钻进她卡其布的裤腿里和衬衣的领口处。她已经在瑟瑟发抖了。

我确实生了火。千真万确—20c。

“你来这儿做什么？”我问，“你会把自己冻死的。”

然而她不请自来地坐下了，坐在湖岸上。我本可以让她回去的，但我没有。

地上很潮湿，她双手环腿坐着，以这个姿势取暖。

我们没有说话。我们不必说话。能够待在外面，她已经心满意足。

小屋内的气味很难闻，一股霉味。也许你认为在这么多天以后，我们应该已经习惯了，但其实这味道仍然很刺鼻。屋内和屋外一样冷。我们必须在冬天到来前储存足够多的木柴。在那之前，我们只在晚上才生炉子。白天屋内的温度肯定跌至10c以下。虽然她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衣物，但我知道她始终都不觉得暖和。北方的冬天严寒刺骨，冷酷无情，我们从不知道天竟然能冷成这样。过不了几天就十一月了，现在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平静。

一小群潜鸟翱翔在湖面上方的天空，往南飞去。它们是还留在北方的最后几只鸟了，春天才出生，现在刚有足够的力气进行长途飞行。其他鸟都已经离开了。

我猜她之前从没钓过鱼，但我钓过，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钓鱼了。我拿着鱼竿，身体一动不动，注视着水面的浮子。她知道她现在要保持安静，她知道她的声音会把鱼吓跑。

“喂??”我说。我用膝盖夹着钓鱼竿，脱下外套递给她。那是一件很大的保暖防雨衣，带着风帽。“在你冻死自己前穿上它。”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甚至都没说谢谢。这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她把胳膊伸进宽大的袖子里，袖子比她的手臂宽两倍多，很快她就停止了颤抖。她把风帽戴在头上，躲避着寒冷。我不冷，即便我冷，我也不会承认。

鱼咬钩了。我站起来，猛拉着钓鱼线让鱼挂上钩。我开始后退，继续拉着线保持紧绷。鱼被拽出了水面，鱼鳍拼命拍打着，这时她转过了身。我把鱼扔在地上，看着它不安地扭来扭去，咽下最后一口气。

“你现在可以看了。”我说，“它死了。”

但她做不到。她没有看。直到我用身体挡住视线，她才转过身。我俯视着这条鱼，从它嘴里取出钩子。我在鱼钩末端装上一条虫，把鱼竿递给女孩。

“不用了，谢谢。”她说。

“你之前从没钓过鱼？”

“没有。”

“你那个阶层的人不会教你这种事情吧？”

她知道我是怎么看她的，一个被宠坏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她的其他特质还有待证明。

她从我手里夺过钓鱼竿。她不习惯让别人告诉她怎么做。“你知道要怎么做吗？”我问她。

“我会弄明白的。”她打断我。但她甚至连明白的边儿都没摸着，我不得不帮她抛出鱼线。她坐在岸边等着，想让鱼都离开。我坐在椅子上，喝着已经冷掉的咖啡。

时间流逝。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进屋倒了更多的咖啡，然后上了厕所。当我回到湖边，她说她很惊讶我没有把她绑在树上。太阳升起来了，努力想让白天变得温暖，但却徒劳无功。

“你可以认为自己很走运。”

我适时地问起了她的父亲。

起初她很沉默，盯着湖面，异常安静。她看着树木在湖面投下长长的影子，听着吱吱的鸟鸣。“他怎么了？”她问。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但说真的，我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只是想听听她怎么说。

“我不想谈这个。”

我们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她打破了沉默。

“我父亲是个富家子，”她说，“继承了很大一笔财产。”然后她告诉我：他的祖上世代都是富人。他们的钱多得都不知道要拿去干什么。“足够供养一个小国家了。”她说。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把所有财富都留给了自己。

她告诉我他父亲的事业是如何备受瞩目的。我知道这点。“大家都认识他。”她说，“这一切让他变得骄傲自负。我父亲对钱贪得无厌，这导致了他的贪污受贿。很多事情他做出来我并不觉得惊讶，接受贿赂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从不会被抓住。”

“对他来说，形象就是一切。”她说。然后她又跟我谈起她姐姐格蕾丝。她说她就跟她父亲一样，自大、虚伪，只会享乐。我看了她一眼。格蕾丝不是唯一一个有这些特质的人。她自己也是一个有钱混蛋的女儿，她的人生太过一帆风顺。

我比她认为的更了解她。

“随你怎么想。”她说，“但我和我父亲是不同的人。”非常不同。她说。

她告诉我，她和父亲从来就相处不好，无论是童年还是现在。

“我们很少说话。偶尔的几次交谈也不过是种障眼法，以免引起别人注意。”

格蕾丝是一名律师，是她父亲的宠儿。“她和我完全没有共同点。”女孩说，“她就是他的翻版。我父亲从没资助过我上大学，但是却供格蕾丝读完了大学和法学院。他给她在市中心买了一栋公寓，其实她本来可以自己付钱的。而我，每个月要自己付八百五十美元的房租，大多数时候都几乎掏空所有积蓄。我请求父亲给我工作的学校捐款，也许能建立一个奖学金项目。他一笑而过。但他却让格蕾丝在市中心顶级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她每小时对客户的收费超过三百美元。几年内她就可能成为合伙人。我父亲曾经也想让我变得像她一样。”

“那你呢？”

“我是个多余的人，总是闯祸，令他不得不采取行动掩盖我犯的错。”

她说她从来就吸引不了父亲的注意。她五岁时的即兴表演引不起他的兴趣，她十九岁时在画廊挂出的首幅作品也引不起他的兴趣。“而格蕾丝则相反，她的每个举动都牵动着他的心。她像他一样聪明，能言善辩，她说的话激动人心、富有成效，而不是——带来错觉——我父亲喜欢这么描述。我所拥有的这些错觉有一天会让我成为艺术家。那是我母亲对于现实的错觉。”

她说的好像她受了不公的待遇似的，这令我很恼火，仿佛她的人生充满了不幸。她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想起那间薄荷绿的活动房屋，想起在临时住房里看着外面的风暴，看着自己的家被吹倒。“这么说，我应该为你感到难过了？”我问。

一只鸟开始鸣叫，远处，另一只鸟回应着它的呼唤。

她的声音很平静：“我从没让你替我难过。是你提了问题，而我给了回答。”她坦言。

“但你完全是在可怜你自己，不是吗？”

“不是这样的。”

“你永远都是个受害者。”我毫不同情她。这女孩对真正的不幸一无所知。

“不。”她反对我。她把钓鱼竿塞进我手里。“拿着。”她说。她拉下外套拉链，周围的冷空气令她瑟缩了一下。她把衣服扔在我身边的地上。我没去管它，一句话也没说。“我回去了。”

她还没走出六米远，我便开口道：“那赎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