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决胜萨尔浒
先说明朝朝政的极度混乱。萨尔浒大战过后，明朝倒是很快处置了一批负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明军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被御史杨鹤劾奏下狱，并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处决，改由兵部侍郎熊廷弼接任辽东经略。败将马林由总兵官谪为事官御守开原。那个与敌未战即溃败而回，还导致部下枉死千余的熊包李如柏更是激起满朝上下激愤。言官纷纷弹劾李如柏娶努尔哈赤之女，与努尔哈赤有香火情故而才会逗留观望，努尔哈赤也对其一矢未加。户科给事中李奇珍借辽中民谣，“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为由上书朝廷，要求尽快囚禁李如柏以平息众愤。在满朝无尽鄙夷和不断唾弃中公子哥李如柏终被下狱治罪。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十三日，不堪忍受天下非议和囹圄之苦的李如柏于宅中畏罪自杀。
其实相比于处置败军之将。更为至关要紧的是如何重振朝纲，以及制定下一步应对后金威胁的方案。明神宗长期消极怠政导致六部九卿多有病、故、告老者，但因候补不得补缺，时间一长朝廷各机要部门正职均出现空缺。受此影响户部不能正常筹措粮饷，工部不能正常制造枪械，吏部不能正常荐任官员，兵部不能正常调募军队，整个明朝中央机构几乎陷于瘫痪状态。萨尔浒大战后明辽东局势越发恶化，亟待朝廷赶快安排部署各项抵御后金相关事宜。笔者觉得萨尔浒之战后，只要明神宗能痛改前非、勤勉理政、君臣一体、上下一心。凭借整体上尚存优势，明朝还是能够重振朝纲并扭转对后金颓势的。可偏偏当此关键时刻，一度稍有振作的明神宗重又隐匿后宫而且从此了无声息，仿佛宫廷之外的天下大事皆与其无关一样。
内阁首辅大学士方从哲带领群臣跪于文华门外，叩请明神宗能够“大奋乾断，立赐批行”。奏疏上呈，不报。方从哲又上奏书，请皇上为辽事为京师也为江山社稷“重临轩之遣，下罪己之诏，发内帑之积”。点明就要是明神宗主动承担起帝王责任，并由他牵头慎拣防御辽东将领，再从内帑出资充实前方急缺的粮饷。奏疏中方从哲言辞恳切忧虑深重。可奏疏再上，又不报。方从哲也是拼了，当朝首辅候在宫门一直跪着高举奏章，请求明神宗接见大臣商量对策。用《明神宗实录》话讲，方从哲“恭诣宫门，长跽侯旨”，可明神宗依旧不理。首辅方从哲先后上奏五疏一概不报。急得方从哲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此皆何等衙门，所司者何等事务，其在今日是何等时节，而皇上可漫然不加之意耶！”六部是何等重要部门，他们管的是何等重要事情，又面临着何等紧要时刻，皇上您难道可以漫然不管这些事情吗？首辅方从哲的话算说到家了，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奏疏不报。因着明神宗史无前例的怠政，萨尔浒大战后明朝空有庞大身躯却根本无法对外做出有效反应，彻首彻尾变成了一具断头僵尸。
再说明朝国家财政枯竭，明末社会绝对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超级矛盾体。明朝国家财政日益窘蹙不堪，但同时明代社会商品经济却是异常繁荣。要问能有多繁荣，看看明代社会从海外流入的大量白银就知道了。受益于明朝社会大体稳定，商品经济得以不断繁荣发展。尤其从明世宗到明神宗一百多年间，明朝内地工商业发展达至鼎盛。明穆宗废黜海禁后，明朝海外贸易由是开始迅猛突起。学者推测，明朝全盛时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万吨，占到当时世界总量18%。发达的商品贸易让明朝赚足了海外银子，以中国周边最大产银国日本为例。美国学者艾维斯认为，公元1560到公元1600年，日本年输出白银平均33750-48750公斤，这些白银大都流入明朝。从公元1601年到公元1647年，日本年输出白银约748万两，绝大部分还是流向明朝。除了日本流入白银外，盛产白银的美洲大陆也在向明朝源源不断地输入白银。占据美洲的西方殖民者贪婪掠夺来的海量白银，大都通过海上贸易流入中国。西方学者魏斐德认为，仅在17世纪前30多年，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26.5万公斤。而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白银即可多达5.75-8.625万公斤。美国学者佛兰克所著《白银资本》亦有如此论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我国学者梁方仲先生经过多重考证，认为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573年-公元1644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在与中国贸易中输入中国银元至少超过一万万元以上。相比于因缺少白银而不得不流通铜钱及纸币的两宋。明代社会拥有极为充足的白银可供流通使用。大量白银流入强有力推动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同时在繁荣商品经济刺激下，明朝中后期，内地部分先进地区还出现了被后世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萌芽。
可就是在此背景下，明朝国家财政状况却匪夷所思地开始不断恶化。如果说万历三大征后，朝廷内帑和太仓库尚还有些存银。待至明朝与后金战争全面爆发时，国家财政却已然无力维持一场大规模战争所需了。萨尔浒大战时，明朝不敢效法明成祖那样动辄五十万大军北伐，只以十余万军进剿后金。而且一再强调务要毕其功于一役尽快结束辽东战事。以上种种都是国家财政匮乏闹的。既然明末社会经济如此繁荣，那为何国家财政却落得个穷困潦倒入不敷出的境况哪！归根结底还是暮气沉沉的明朝太过腐朽僵直，既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也不能调和内部社会关系，更无法有效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白银的持续涌入，不仅没有促进明朝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反倒加剧了明朝内部危机和社会动荡。
首先，钱在战争中绝不是万能的。打仗不仅仅要耗费钱财，还需要其它各种物资的生产、供给及运输。以粮食为例，受明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限制，明朝粮食产量和交通运输效率都存在不可突破的瓶颈。打起仗来粮食不足军需后勤供应不上，钱再多又有何用！辽东战端开启后明辽东当地粮食补给不敷，内地转运粮食又较为困难，前线明朝军民经常要忍饥挨饿。纵观整个明末，缺粮缺饷始终是困扰明军战力发挥，影响战局进展的大问题。清军入关后，江南地方达官显贵富商财主们有的是钱财但却唯独买不到粮食。没有粮食如何招兵买马，还谈什么抗清复明哪！待清兵南下时，南明四镇二十万精兵就因着没有粮食全都投降了清朝。
其次，明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促成官商利益集团出现，严重削弱了明朝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明代富商们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为获取政治势力庇护，商人们会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和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工商资本家常常不懈余力地投资培养尚未进入仕途的学子，或者干脆贿赂当政官僚寻找政治代理人，与之共同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活动。从而在朝堂之上扶植起一个个专为工商利益团体代言的文官集团。东林党与江南工商资本家，浙党与走私海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尽皆如此。而万历皇帝怠政以及至高皇权缺失，又加速了这些官商集团崛起。各个官商集团根本不从国家利益考虑，只会庇护其代言群体利益，也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一时间朝堂上党派林立党争迭起，朝政也越发昏暗混乱不堪。
再次，经济发展和大量海外白银涌入加速了社会分化，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大量海外白银涌入必然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广大底层百姓不仅未受其惠益反遭荼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官商集团操控导致明代社会日益趋于两极分化，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社会矛盾陡然骤生。为缓解财政压力皇帝多次试图增加江南富商赋税，但无不遭到朝堂上为江南工商集团代言的东林党人激烈抵制，最后全都无果而终。为官商集团胁制皇帝迫于无奈，明知不可也只好将财政负担转嫁于社会最底层农民身上。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过度压榨，再加上天灾频频疾疫横行，早已濒于赤贫的广大底层农民再无生路可走，规模浩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也由此而生。
最后，商品经济发展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财富，并没有掌握在明朝政府手中。也没有掌握在明代社会平民阶层手中，而是落在了那些浙商、徽商以及代表地方商旅利益的各级官僚手中。随着朝政日益腐败各级官员贪墨横行，富人阶层所据社会财富越发巨大，即使高高在上的朝廷也不能分一杯羹。国库空虚不已，明朝国势焉能有半点起色！事实上自辽东祸乱起始直至明朝灭亡，缺钱缺饷的难题一直在严重困扰着明朝。可以说明朝灭亡与其国家财政枯竭有直接关系。最可笑的是明朝灭亡前夕，崇祯帝为凑齐调关宁军回援北京所需的一百万两军费，号召群臣为国捐款，可大臣们个个哭穷。等到李自成进北京后一顿拷掠，楞从这些昔日哭穷的勋贵大臣和北京城有钱富户身上榨出七千多万两白银。而明朝在对清朝（后金）战争中的总花销也就六千余万两白银。是想，崇祯帝若能掌握这七千万两白银巨款，肯定能奋起一搏国运或可再现转机，起码不至落到江山易主王朝末路的地步。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题外话说得有些多，我们再回到萨尔浒大战后的明朝。泱泱大明竟然败于边鄙蛮夷，朝廷上下尽皆愤愤不甘。众臣都企盼着朝廷能够重振旗鼓，再兴王师征讨后金雪耻。可怎奈明神宗消极怠政，朝政难以有效运作。财政匮乏，吝啬的明神宗又不肯发放内帑解急。再征之议、抵御之策议了很久，最后都不了了之。再说后金方面，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一直在提防明军卷土重来。为防备明军反扑，努尔哈赤派兵在明军可能前来进攻的必经路上据险设伏达四十余日。直到后金方面确定明军已不可能再来的情况后，方才撤回设伏军队。明朝的庸碌无能让后金看透了对手的腐朽糜烂和虚弱。既然你大明如此不堪，那就休怪我后金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