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靠山山倒
矿中有一个图书馆，紧靠我们办公室，我常去看书。
在那里，我读到了长诗《格达梅林》和著名诗人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我便开始写现代诗，一气写了许多，都是颂歌，心灵中是一片光明和美好。我在橘黄的灯光下写，我喝着白开水，吃着咸菜，嚼着地瓜面煎饼，但我每天都被一种充满希冀的情绪激荡着，有那么多诗情流淌出来，仿佛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前方召唤，鼓舞我奋力前行。
1982年深秋的一个雨夜，我从老家回到矿区的那间旧屋，打开房门，看见随我上学的儿子雨田已经哭困了。我脱下衣裳洗掉泥浆，点着炉火烤衣褂，天亮还要穿上它去讲课。
作为一个临时工，我拼命工作，是为了什么呢？整个宿舍一片寂静，唯有我屋里灯光桔黄，炉火熊熊，我突然决定要写一首很长的诗，名字叫《春叶》，要喊出我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要喊出我对理想、事业、人生的远大追求，歌唱爱情的纯洁与真诚。
我心底像积存了多年的熔岩爆发了。春叶应该长在人民的大树上，离开人民的汁液就要枯黄……
这首诗，我一气写了一秋一冬，共五千多行。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自学中医成才的故事，他与县长的女儿春叶相恋，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得到爱情和事业的成功。是民歌体，抒情和叙事相杂，借此故事抒发了我对故乡的无限爱恋和对人生从价值的追求。
我常在田间劳作和来回的路上打腹稿，从窗外秋雨连绵一直写到大雪纷飞，每天夜里写啊、写啊，寒风从破窗洞里刮进来，冻得手拿不住笔。
诗写完后，已是隆冬深夜，我激动得哭了。
1983年暑假，我决定带着《春叶》去京城《诗刊》编辑部。妻子把猪卖了，把卖猪的钱给我缝在内衣里。我说：“此行目的有两个，一是去诗刊编辑部，二是去找孙兆栋。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出发了。带了两件东西，一大包袱诗稿，二是孙照栋给我寄来的几封信，打算去见见这位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到京城后坐地铁到了复兴门，在长安街的南面找到复兴门内x号。那是一所古老的四合院，瓦屋门楼下是红色的木漆大门，门环已锈迹斑斑，我鼓起勇气按响了门环，给我开门红的是一位中年男子，穿戴是干部模样，他问我：“你找谁？”
我说：“找孙老，是山东老根据地来的，来看望孙老的！”
那人楞怔了半天说：“孙老有病，不会客……”
我连忙拿出孙老给的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信的结尾有句话：“欢迎你到京城做客。”
那位干部看了半天说：“我拿信进去，请示一下，你在门口等着。”
我满脸堆笑说：“好好，我这么远来了……”
每见大人物我都紧张，我都浑身出汗，心里正在打鼓，那同志出来了，态度变得很热情，说：“孙老让你进去。”
我被带进南屋的客厅，孙老的卧室在里间，外间是一间很大的会客厅，里面还有餐桌，看来是孙老会客与吃饭的地方。
孙老很热情，他满头斑白的头发，两眼炯炯有神，面色苍白中带些红润，是方脸膛，鼻梁高高，嘴巴阔阔，耳朵厚厚，是一位很倔强的老人，他拄着拐杖在门口迎接我，他紧握住我的手说：“孩子，让你受牵连，我表示谦意……”
我很激动，眼里湿润了，喃喃地说：“没有什么，我从老根据地来看望您了！”
进屋后，孙老首先问村中那个大水湾还有吗？
我说：“还有。”
他说：“你家住湾的东头，你爷爷开的中药铺，抗战时是地下联络站，我在你家里住过多次。有一次，鬼子把你大伯包围住了，我在村外打枪，把鬼子引出来救了你大伯……”
他告诉我他曾在一机部任副部长……他讲话声音嘶哑，说自己患了喉癌，每天上午去医院烤电治疗。他安排我住他家厢房里，早晚在他家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鼓楼外诗刊编辑部，找到一位编辑，他正在吃早餐。我给他看了一些诗歌，他笑了，打量了我半天，说：“诗刊发表的都是抒情短诗，您这样厚厚的一本子，编辑怎么看啊！”
尽管说不能看，他还是边啃着烧饼边看了几首，他说：“诗歌最忌直、露，要讲究曲、藏，要有浓郁的感情和诗味，你回去挑几首寄回来，看看能否发表……”
我又拿出那部叙事长诗《春叶》，他更不屑一顾，“长诗需要生活的积淀和感情的积累，再说诗刊也不发表长诗！”他说完就不再吱声。
我尴尬地起身告辞，从诗刊编辑部出来，心情很沮丧，便乘车去了故宫，怀抱着一包袱诗歌在故宫门前照了一张像，照片是黑白色的，照片里的我，神态忧郁，目光茫然。
晚上回到孙老家，他在等我吃饭，饭后是清茶一杯，依然问些老家里事情。
孙老很忙，白天治病，晚上写东西。在八年改造过程中，他用火柴棒蘸着龙胆紫药水，写了八百多首诗，正在整理，准备出版诗集。
孙老身患绝症，却依然是那样健谈，那样乐观，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身经多少****、多少冰雪冷霜，身历过多少火山地震，但他岿然不动。
天地原来可以如此广阔，人原来可以如此豁达。
孙老告诉我，他病愈后，有可能会恢复工作，到时让我来找他，可以帮我找个工作。我听后，激动的一夜没睡觉，心里勾画着未来的美景，感觉这辈子终于找到了一个靠山。
在孙老家住了五天，他建议我去看了长城和颐和园。告别孙老时，他送我一本《诗抄》，上面写了“革命后代，力争自学成才。”
回来不久，孙老寄来一大叠书稿，足有一百余首泰西抗日诗抄，我怕遗失，献给了县史志办。
第二年，报纸上登出了孙老去世的消息，我回家告诉妻子，妻子说：
“你呀，靠山山倒，靠庙庙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