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精神支柱

“少年的蓝色梦幻使我迷恋上了文学，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多年，虽无所作为，但文学毕竟支撑我渡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文学的梦，幻化为小草的种子，从我心田里萌发出来，向着太阳不屈不挠的生长。不要问得到什么，追求本身就是神圣。”

这是我的叙事长诗《春叶》前言中的一段话。文学创作一直是我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心灵寄托。

1973年至1974年，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用小学生的演草本写完了长篇小说《雪梅》，一本本订起来，大约有三十几万字。小说写完后，你往哪里寄呐？不知道！让谁去审稿呐？也不知道。这时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他叫李山泉，在县广播站工作，我和他有点拐弯亲戚。

叔父行医时曾去县城一带，天气酷热，在路过一个叫刘庄的村时，叔父中暑昏倒在大街上，被一个善良的大娘救治过来。叔父为报答救命之恩，就认了那家大娘为干娘。那大娘的儿子就是李山泉。

有了这层关系，我决定去找他。

记得是74年春节后，我买了五斤肉，还拿了些口酥糕点，一篮子馒头。借了一辆破自行车，出门后向西北方走，走的全是山路和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坎坎坷坷，从早晨出门到他家已是中午。

我冒昧地走进了他家，自报家门，自我介绍和叔父的关系，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李山泉和我是同代人，长我一岁，论辈分我喊他大叔。他是母亲守寡拉大的孩子，上高中时就已娶了媳妇，那年轻的大婶子也是漂亮的农家姑娘，好像比大叔大几岁。

李山泉是县一中毕业的老三届，也是学的文科，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自然是心灵相通。他的母亲对我十分亲热，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打听叔父生前死后的情况。

他们家在刘庄的西面，门外能看见矮矮的山头。家分东西两个院子，母亲住西院，李山泉夫妻住东院。李山泉给我介绍说，村后沟里的树全是他们家的。

看来他们家过的日子在农村算是殷实人家了。

那天，我住在了他家。那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我们敞开思想谈了自己的经历、谈了文学创作的事。李山泉说：“县文化馆刚从宁夏刚调来一个作家，叫李生，我们关系不错，我给你介绍一下，把你的作品拿给他看看。”

第二天，李山泉大叔就领我去了文化馆，找到了李作家。

他身材不高，但长得眉目清秀，目光炯炯有神，话声中能透出一种文学大家的傲气，他不屑一顾的瞟了我一眼，问：“谁写的小说？”

我说：“我。”

他上下打量了我半天，巴眨了半天眼皮，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他说：“我看看作品……”

我把厚厚的一捆演草本给他，他掂了掂，说：“严格地讲，写作是用方格稿纸，这样的东西编辑是不看的……”

听赵大叔介绍，他是从宁夏创作组调来的正式作家，在大西北是有些名声的，出版过作品。我对他有些肃然起敬了，作家的光环使他在我心目中高大起来。

由李山泉大叔作陪，我在一家饭馆里招待了他，他还邀请了诗人杨武。杨武特善谈，把写诗讲的神神乎乎，并在席间作诗：“啊，我的大海……”

这篇《雪梅》是我的处女作。李生老师看了一遍就退给了我，作品就这样算是被枪毙了。如果当时能把稿子寄往出版社，也许这部作品就是另一种命运了。

我的第一个肥皂泡就这样破灭了。

此次接触，竟拉开了我与李生老师半生的友谊。后来我去了矿务局干代课老师，从新城路过，文化馆已从老城搬到新城，我常顺路去文化馆找他。他领我从文化馆去他家里，他的妻子叫李梅，是一个民办老师，人长得秀气，天生丽质，脸颊透着绯色的薄晕，一双黑亮的眼睛透着绝伦，皮肤像凝脂白玉一样的细腻，粉红色褂子和黑酱色的裤子紧紧裹着她那修长的身段，把诱人的曲线清清楚楚显露出来。

见到李梅，我忽然明白李老师为什么从宁夏创作组回来的缘由了。

李生住在岳家，岳父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为人诚实厚道，岳母和蔼可亲。他们有五个女儿，李梅是老大。李生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南屋里。

李生老师写县志时采访了许多抗日时期的英雄们，对东岳武装起义的故事很熟，材料也积累了很多，打算写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无话不谈，他常我送到村西的砖瓦窑厂。

有一个星期天我去找他，他说：“你今天帮忙和我去弄点粮食！”

我说：“去哪里？”

他说：“杨庄，是仪山镇党委秘书赵法联系的。”

我用自行车带着他去了新城南面的杨庄，那时还没有新城，走的是土路，赵法已等在那里。赵法身材中等，浓眉大眼，方脸膛是国字型，是一种有官运的貌相。他叫来仓库保管，从一间仓库里给李生装了一袋小麦，过了称付了钱后，由我帮着推回他家。

那是第一次认识赵法，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后来他调到县志办公室，有一次他给我说，组织部准备调他去下面做镇长，让我回去跟他干。

我说：“行啊，反正在矿务局也是个代课老师。”

结果，他没去做镇长，调到东岳日报社当编辑去了。我们一块参加过东岳市文学创作班，他也穷的只有一条裤子，有一次扯了个洞，我帮他找了针线缝起来的。我们成了真诚的朋友，他出版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后，亲自开车到矿务局给我送了一本。

李生老师最大的困难是盖房。村子里给了他家一块地皮，妻子很能干，自己用泥块垒墙，繁重的活都是自己干。屋墙垒起来，却买不到檩条。我回老家找了看山林的队长，给他联系了买树的事。

一个星期天，我和李老师爬上雨山，他去寻找粗一点树木，我去用手锯杀，再一棵棵从山上扛下来，从早上锯到傍晚，才杀够四间房用的木檩。我驾着地排车从山上下来时，已夕阳西照，正好村子里有位老人去世发丧，儿孙们点炮为他送行，九声火炮惊天动地，高空中烟尘滚滚，我正巧从拉车从送葬的队伍里穿过，真有些悲壮的味道。

拉车四十余里到他家时，已经半夜了。

他的房子盖好后，我去他的新家看过，正房四间很敞亮，院子里栽满了青枝绿叶的花草，清香幽静，一家人其乐融融，很有成就感。

李生考大学时是山东省第一名，是山东的状元。上小学时，绘画作品就参加了全国大展。后来成了作家，发表了很多东西。他用才智和汗水证明了他价值。他是如兰之草，虽源自山野，却高贵儒雅，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承认和尊敬。

文学是我心里的一缕阳光，让我感到温暖而明媚。

一个星期六的早饭后，教导主任周良告诉我：“省清河出版社来了电话，让你去一趟。”我立刻给东岳文化局的白云书记打电话询问了一下，他说是他把我的小说《乡魂》推荐给了张良社长，希望他关照一下。

第二天，我到市场上买了二十斤花生米、十斤鸡蛋，坐车去了济南，从长途汽车站乘四路车到省府附近下车，然后步行到出版社招待所住下，下午就去了出版社。清河出版社在一座二层小楼上，二楼南边路西有个门口挂着出版社长的牌子，我有些怯懦，犹豫了半天，最后敲了几下那木门板。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长者，头发有些斑白，面色红润，中等个儿，很和蔼可亲，两个眼睛放射着温柔而润润的光芒，他微笑着问我：“你是东岳来的吧？”

我嗯了一声，他呵呵笑着：“快进来，快进来！”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出版社长的办公室，坐在冲着门口的单人沙发上。

他给我倒杯开水，边整理他写字台上的一撂书稿，边和我说话。问我多大了，家里有什么人，到矿区工作多少年啦，是否是正式教师，家属做什么……

他问得很仔细，我一一诚实的回答，唯恐有半点差错。他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出版社长，也是我第一次走进正规的出版社。

中国那个时代，出版一本书就能功成名就的。我幼时读过的《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等等书的作者，不都是一书成名吗？还有《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沬……

我想自己这次大概是遇到了贵人，人在难处会有贵人扶持的。快下班的时候，张良社长说：“东岳的白云书记在省里一个创作会议上把你介绍给我的，并把你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转交给了我，我让几个文艺界的朋友看了一下，明天上午召开座谈会，晚上到我家吃饭吧。”

我心里早热血沸腾了，我是个善于激动的人，根本听不清于社长在讲什么了。这部作品是我挤时间写出来的，星期天要回家劳动，办公室里要备课批改作业，找学生谈话，只有下班后的时间可以利用。每天晚自习后，工作一天已筋疲力尽。我就早起，凌晨四点多起床，坐在床头，用膝盖顶块薄木板，将稿纸铺在木板上进行写作。

我很知足，在农村时是点煤油灯，灯光如豆，现在毕竟有了电灯，尽管昏黄些，但比煤油灯亮多了。有时停了电，我心里焦急万分，后来急中生智，发现窗外几米有一盏昏黄的路灯从破旧的窗洞里照射进来，那光波正巧能照到我的床头上，我就用一个刮脸用的小镜子，把路灯的光反射到稿纸上去写，去抒发我心中的爱与恨。因为光线太暗，瞪大眼睛也就是能撑十几分钟，我就感到眼睛疼，只有揉出泪来才觉得轻快些……

深秋的天气已寒冷了，我穿着秋衣，外面罩着我那个灰不溜球的褂子，脚上穿着妻子做得布鞋，一身土老帽打扮，我看张良对我没有一点鄙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