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九章?长兄如父

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我的心，一方面掘出生命的新水源。

父亲去世后，一个大家庭象突然塌了天。我是于家的老大，撑起这大家庭，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天，把父亲埋进雨山上那片松林后，我把一家人叫在一起，在父亲的坟茔旁召开了一个家庭会，对大家说：“咱们姊妹都长大了，困难是暂时的，都打起精神好好奋斗，碰到难处给我说，小弟黄精明天就回学校，好好读书……”

黄精是我最小的弟弟，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学习刻苦有毅力。他早起晚睡，不分冬夏，总是抱着课本写写背背，非常努力，如愿考上了县重点中学。

85年秋，在一次和黄精的通电话时，我说：“你来矿中读高三吧，我这儿职工子弟能代培。”

“代培”就是定向招生。矿务局为了培养人才，也为职工子弟有份工作，采取了代培这个办法。每年从参加高考的矿区职工子弟中，降高考分数20分录取，矿务局给招生的学校一定的费用，毕业后再回到矿区工作。

这个政策，拯救了不少从农村来的职工子弟。有个姓秦的学生，学习成绩一般，但嗓音不错，唱的好，在一次班级文艺晚会上我发现了他，便找他谈话，鼓励他报了音乐专业。高考后，我和学校教导主任直接找到了黄河师专的招生老师，提出让他们学校录取他，那位老师说：“反正毕业后再回你们那里去，好吧。”

一句话，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在我的努力下，黄精终于来到了矿中。我、两个儿子和黄精，四个人靠我53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很是艰难。黄精吃苦，从来不声不响。我除了工作，还要当厨师，精打细算的过日子。我们吃粗粮，吃粗菜，买最便宜的东西吃。常常缺油少盐。那年夏天韭菜便宜，便天天用酱油煮韭菜。有个老同学来看我，家里有盐无油，我就用酱油煮了六个菜招待他，这事我后悔了许多年，觉得当时太寒酸。

黄精高考后，是漫长的等待。一家人盼黄精的成绩盼疯了，这是涉及黄精一辈子的大事。二十天过后，高考成绩下来了，黄精的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我高兴得热泪盈眶。

高兴之余，我心底却莫名地生出了几分担心和忧虑，若投不了档案怎么办？我当年就是两次过了分数线，最后却没有被录取。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我不能让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在黄精身上重演。

每年局里和学校都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矿区的招生工作。第二天，我跑到负责招生的孙科长家里，他也农家出身，待人很诚恳。他握着我的手说：“于老师，你放心，我们会尽力帮忙……”

学校抽调了教导处周主任协助孙科长工作。周主任是个口快心直的老同志，为人正直，性格宁折不弯，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我找周主任谈了黄精录取的事，他说：“你放心，我尽力就是！”

暑假中，老师们忙于中考招生，又是批卷子，又是编班级。我心里掂记着黄精升学的事，坐立不安，办公桌上试卷堆积如山。我决定亲自去省招生点落实黄精提档的事，心里想着学校不会请假给我，决定不辞而别，顾不了那么多了。

今年招生地点设在在瓷都市的天涯宾馆。黄精能否上大学，关键是提档案，我脑子里转了转，找谁呢？我立刻想到了我上高中时的赵浩老师。文革后赵浩老师调到东岳地区教育局工作。

我回到家里，给妻子说：“我要去瓷都市，去看看黄精上学的事！”

妻子听后，从床下面拿出了一千六百块钱。我鄂然了，问：“哪来这么多钱？”

她说：“今年的麦子和去年玉米，共卖了这些钱，你都拿去吧！”

看着妻子，我心里有些热乎乎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妻子说：“黄精上了这么多年学，也不容易，要千方百计啊！”

我转身出了家门，在镇上截了一辆去东岳的公共汽车，下车就往东岳专署跑，跑过火车站洞子，迎头碰上了张生同学，他跳下车子问我：“黄草哥，你来干什么？”

我说了来找赵浩老师的事。他说：“快坐上来，我带你去！”

张生比我晚两级，后来考上了师专，分配到教育局工作。他细长的身材，清瘦的面孔，两个大眼睛忽闪忽闪，炯炯有神。可惜他过早的患了心脏病、糖尿病，英年早逝了。

找到赵浩老师，他听我说完，笑了，说：“今年正巧我的一个同事管档案，我给你写封信试试吧。”

拿到赵浩老师的信，张生用自行车送我上火车站。买票去了瓷都市，下午找到了孙科长和周主任住的宾馆。他俩商量，借一张招生人员的工作证，让我进去送信。

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戴上高考工作人员的胸卡我和他俩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天涯宾馆。楼下的大厅里，挤满了工作人员，熙熙攘攘，象是赶集买菜。我不懂招生的程序，周主任带我到招办的档案处，找到了赵浩老师的同事，把封信塞给了他。

回到宾馆，我心有余悸。我说：“不管这事成不成，咱都庆贺一翻，我去买肉买菜，此事就靠你俩了，我给你俩服好务……”

我就在宾馆里住下，等着黄精提档的消息，心里焦灼万分。

第三天，局领导来视察，见了我，很意外，问周主任：“于黄草怎么来了?”

周主任跟他解释，他生气地说：“无组织无纪律！”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点头哈腰，笑脸相迎。去买炸鱼、烧鸡招待领导，吃了菜、喝了酒，领导的脸色好看了一些，说：“你为了黄精，可以理解……”

我在瓷都市呆到招生结束，花光了身上的钱，终于拿到了黄精华东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回来后，学校里已经开学。听同班组的老师们讲，校长在全校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我，说：“如果于黄草误了上课，一定辞退他！”

二弟黄连是生产队副队长，说白了就是一个领着推车挑担、干重活的工头，日子也过得非常艰难。

星期六回家，我骑车进村时天已黑下来，母亲找到我说：“快去看看你二兄弟，一家人过不下去了！”

二弟住在村后新盖的砖瓦房里，我和妻子连忙赶到他家，见一家人正在嚎啕大哭。小侄女牡丹在院子里烧火做饭，我问了下情况，才知是因超生，村子里罚了款。黄连原有三个女儿，那年又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生了个儿子。

二弟媳和母亲是一个村子里的，还有点拐弯亲戚，新房盖完后搬进去的太早，房子里太潮湿，使她患了关节炎，卧床不起。

春天青黄不接的日子，一家人真是到了身无分文、粮无一粒的地步了。

二弟哭着对我说：“哥，这日子穷得没法过了……”

我说：“都别哭了，没有穷断根的，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个生产队长咱不干了，去学医开药铺！”

一家人戛然而止，停下哭声。

二弟媳在床上说：“他没跟咱爹学过，能行吗……”

我说：“怎么不行，咱家干别的不行，祖辈就是会开药铺。星期天回来我教他……”

我对中医还是有些根底的。一是父亲回乡办医时，我经常求教，常共同探讨疑难病，二是县里那年招考中医，我和同村的会计老黄去报考过，虽然没考上，但逼着自己系统的学习了中医理论，再加上在东岳市干翻砂工时，芦老先生的传授和指点，帮着二弟开药铺，应该是没问题的。

第二天，我找到了许多中医书籍给他，给他讲了阴阳五行等基本的中医理论。二弟学习刻苦，星期天我一回家，他便来请教，很快就入了门。

二弟的第一个病号是大姑家表弟介绍的，是个癫痫病患者。这种病是父亲生前治疗的常见病，他一生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例，黄连把父亲传授的一张处方背下来，我给他鼓着劲，让他前去出诊。

二弟生性大胆而又有闯劲，具有开拓精神。后来他便有了更大胆的想法，决定离开石鼓盘村，到镇上去开办诊所。知道了他的想法，我很高兴，鼓励他说：“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你在村里是庄稼汉，没人信你会治病，离开这个鬼地方去镇上，把咱父亲的旗号扯起来……”

二弟果断地辞去了生产副队长，借了900多元钱，跑到镇上租了临街的房子，开始了他的正式行医的征程。

我从矿务局赶到镇上，见他屋子里摆着一张简陋的诊桌，一把凳子。二弟穿着农家对襟褂子，依然是干庄稼活的打扮，不象个医生。

我看见他的模样笑了，我说：“你能迈出这一步来，就是咱老于家很大的胜利，凡事开头难。这和唱戏一样，有敲锣的就有看戏的，别怕没人来找你看病，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