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毛泽东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难道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么？从中央苏区建立开始，他就一直被莫斯科挤兑。莫斯科的一言一行，在毛泽东眼里，早已经从一开始的神圣经验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

毛泽东后来也学聪明了，我不跟你较劲。

斯大林动不动就要招呼各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听取他对于各国革命现状的思考意见。斯大林自己说：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同志就如何寻找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当他们回去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聚集力量，并进行出击。事实表明，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

微笑着我行我素，是毛泽东和斯大林打交道总结出来的最好方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在法统上限制了共产党在国统区乃至沦陷区活动的合法性。

蒋委员长约见周恩来，此时，他似乎已经和毛泽东心有灵犀。1939年的共产党绝不是1931年的共产党！这时候的共产党，领袖已经不是号称保卫莫斯科，不惜一切代价在远东缠住日军的王明，而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

蒋委员长的意见也是很明确的，国民党究其本质，在共产党理论家李达根据其组织成分认定为社会民主党性质。那么蒋委员长认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组成一个联合政党，共同执政，何其不可？既然宗旨都是自由民主属于人民，那么在一个目标下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势，有何不可呢？

如果可行的话，完全可以约见毛泽东面谈。

如果中共全部加入国民党办不到，那么完全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加入国民党，但是不能跨党。

当然，这是蒋委员长颇为可爱的一次政治幼稚病复发。

周恩来怎么可能认同这种意见。即使他忘记了1927年上海所发生的屠杀，即使他忘记了十年内战的血战，他也绝对不会忘记刚刚过去的平江惨案等一系列的国民党军方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明确答复蒋委员长：两党政治信仰不同，目标不同，合并之事不可能。跨党办法如认为时机不成熟，可采用其他办法。

蒋委员长希望的是毛泽东的答复，而不是周恩来的义正言辞，他觉得，毛泽东难道就不会像宋江一样适可而止么？扈家庄你们给夺了，高堂镇你们也占了，大闹元宵节你们也耍了，现在兵强马壮，按常理应该接受招安了，你们的筹码够多了啊？难道真想靠那几十万条破枪日后和我这正规军一决高下？

谁让他的对手是毛泽东。

转天，中共中央回电：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不能将共产党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

此时的八路军，已经发展到正规军三个军九个师的规模，新四军七个支队，三分天下有其一。蒋委员长十分惊讶地看着华北战场的形势，他对这种发展速度无法把控，于是威胁停止对八路军的资金援助。国共的深度摩擦，让莫斯科倍感焦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要求其放弃一定的立场，和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妥协，以求得国内形势的缓和。毛泽东寸土不让，此时，他已经获得了苏联两百多万美元的援助，发展了几十万敌后武装，蒋委员长天高皇帝远，而且自顾不暇，这种形势下，跟这个曾经对共产党背后捅一刀的人妥协，是毛泽东万万办不到的。

德国对欧洲各国的一再施压，毛泽东敏锐地预判，欧洲，就要燃起战火了。而关东军在东北又开始了增兵。这一定会让苏联人神经过敏，毛泽东紧接着又从斯大林那要来了一百万美元的援助，缓解了边区的燃眉之急。

蒋委员长一直对苏联人这种两头扶持的做法深恶痛绝，这种深恶痛绝在《苏日中立条约》仅仅有所风闻时就开始发作。在蒋委员长看来，这场战争似乎不是跟日本人打的，完全是跟苏联人打的了。那么苏联人支持谁？自然是中国共产党。

蒋委员长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是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那么苏联在远东开辟战线的设想就完全落空了。苏联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彻底出卖了中国以及和中国刚刚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深层潜意义。蒋委员长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此两星期来心中沉闷悲惧。呜呼！

蒋委员长和斯大林的纠葛，逐渐扩大，封公路，驱逐苏联工作人员，关闭边境，最后发展到新疆问题上来。苏联人迅速计划了一个推翻国民党地方首脑盛世才并建立一个地方民族独立国家的方案。到了1944年，苏联人甚至直接策动境内的哈萨克斯坦人进入新疆，策动暴动。在伊宁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民族军和国民党对阵，接受苏军装备，随时可以退入苏联境内休整，蒋委员长无可奈何。一直到六十年代，苏联还一直在策动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要么暴动，要么出走逃离国境。这些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要回到中国，此时的中国政府回答明确：你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即已属于非法离境，并多年没有回到祖国，还获取了苏联国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你们已经不是中国公民，故无法入境长期居住。

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被分裂势力恐怖袭击数十次，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还有几十位武警被袭击，十几位年轻的战士牺牲。如果我们探究历史，那个昙花一现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背后的主使人，才是几十年来民族矛盾的元凶。

而一直以保卫苏联为己任的王明，到达延安后，随即主导了一场新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毛泽东刚刚确立的三三制、缓和地主和农民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同的是，王明当时作为党内第二把交椅，开始了左的路线。延安的学校、单位、军队，四处都有王明演讲的身影。

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闻风而动的左倾运动。1938年1月，康生发表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说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

电影《铁道游击队》，讲的是鲁南游击区的故事。1939年10月，罗荣桓到那里的时候，根据肃托指示，当地机关已经关押干部数百人，枪决、手刃三百人。被诬陷和徐州日军有来往的八路军鲁豫支队四大队队长梁兴初用烟盒写出了求救信，托一位同监的小贩出去后送到交通站，转交给了一一五师师部。罗荣桓带上了所有的警卫干部，又怕人手不够控制不住局面，集合了一个警卫连，星夜飞马赶赴微山湖，救出了已经被关押的梁兴初。

梁兴初，后来成为解放军三十八军军长，指挥四野第一主力军。朝鲜战争中三十八军打出了惨烈勇猛的军隅里阻击战。被彭德怀称赞为“万岁军”。现在这个军也是解放军作战序列中的第一王牌。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原型就是梁兴初。

这样一员虎将，为何会被说成是托派呢？他连托派的始祖托洛茨基的全名都不能叫出来。怎么就和托派联系上呢？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人心隔肚皮，也许，还是因为体制，一个可以不经过民主评议就轻易下定论决定他人去留生死的体制。

在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以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毛泽东不动声色，但是看王明这么胡闹，底下的军队干部、党政干部都开始反映情况，热血沸腾的时候，他发表了文章《论政策》。

文章说：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知识分子，在政权中共产党员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的打击政策等等，都使党和革命收到了极大的损失。

每一句话，都使直指王明。

接着，毛泽东发表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的人，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

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有一个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史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天怒人怨，王明，你还是老实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