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毛泽东看到了华东、华南、华北各个战区国民党方面和日军方面的对攻战，他不可能不知道，之前所谓蒋日默契的猜测是不正确的。宏观上，他和蒋委员长天天都在看着欧洲的地图，听着欧洲的新闻，审读欧洲的战报，到底那边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自己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是一个宏观问题，对一个企业的老板来说，这是自己的产品即将针对哪个市场人群的大问题，固然要争取时间思考。至于围观问题，比如说给哪个员工涨工资，用哪块地皮盖宿舍，这也是老板必须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为了迎接1940年的到来，发表文章《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童话，让人们在战乱中闭上眼睛想象美好的愿景，在没有独裁和贫困的国家生活，憧憬未来。

文章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还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

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在河北，国民党的政府体制已经完全被日军摧毁，不复存在，行政职能也无法施行。原本留在河北南部的国民党军朱怀冰、张荫梧、鹿钟麟等人不是被剿灭就是被舆论逼得辞职。蒋委员长不得不派台儿庄战役的抗战英雄庞炳勋担任河北省主席，坚持在河北保存住自己的政府部门，从另一个角度，遏制八路军的发展。毕竟，多一个政府，就多了一个税收机关，多了一个征兵处，好歹自己是中央政府，用这种方式挤压，只要这个空头省政府存在，哪怕它的地面只有几个县城，那也是胜利。

针锋相对。

1940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各群众团体联合发出指示，号召边区人民从1月28日起至2月7日，展开“反投降反顽固”群众运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发通电，印发宣传品，强烈反对庞炳勋在河北担任省政府主席，坚决拥护朱德担任省政府主席。冀南第一专区藁城等县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和乡绅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电通告“拥朱拒庞”。

华北的形势，彻底发生了逆转，现在，即使蒋委员长奇袭陕北，八路军也可以在华北报复了。兄弟阋墙，却在这危难时刻，蒋委员长迅速命令和中共关系较好的张冲和中共建立互信，以谈判方式解决华北危机。他不想在自己和日本人拼命的时候，后院失火。

此时，刚刚和卓琳双双返回太行山的邓小平和聂荣臻一起来到了位于山西省的辽县八路军总部。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的话，邓小平是把天马行空的思想解读成实际政策的人才。他依托八路军，在晋东南、冀南建立独立的政权，发行独立的货币，自成体系。他十分相信货币的力量，只有货币，才能让大多数老百姓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他也清楚民主的力量，只有民主，才能让八路军的事业继续下去。这年春天，他发表了文章《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他说：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

他又说：甚有“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说话，有的脱离我们甚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征服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他还说：党和群众团体绝对没有捕人杀人等权力，不能对政府采取干涉的行为，军队不许把政府当作支差机关。党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采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

以上三段话，原文转载。邓小平一生的追求，就是建立一个稳定、平等、秩序的国家。他也清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最高纲领可以使用，但是作为实际工作使用，则秩序混乱，社会动荡。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虽然是一个地方根据地指挥员，但是他用他的方法，坚持三三制民主政权建立，坚持党政分开，树立民主标志，让冀南、晋东南的抗日政权在舆论上占得先机。

毛泽东不是说吗，边区就是全国的一个试点，一个特区。在太行山，邓小平率先做到了。这才是让蒋委员长觉得如鲠在喉的最厉害的手段。

建国后，邓小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和毛泽东在政见上屡次冲突。文革后期，毛泽东本想提前让邓小平复出，并让他对文革做一个总结。邓小平客客气气地回答毛泽东：我是桃源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话让毛泽东极为不爽，这不是彻底否定我，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那你接着在江西干吧。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邓小平接见非洲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官员，后来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先生的回忆，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当然，这句话没有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把一个国家从一个起点推进三十年不容易，但是把一个国家从一个结点拉退三十年，却太容易了。这就是邓小平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