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毛泽东在1938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的发言《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

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理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

从在湖南做农民运动起，毛泽东就一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信仰的武装。等到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了，他还一度想让这个武装在思想上绝对纯洁。在肃反考验之后，他又失去了领导权。今天，这支武装力量，已经完完全全听从了他的领导。长征对毛泽东来说，更像是一次洗牌，在这次洗牌中，优胜劣汰，他的思想跑了第一名。也许年轻时候的毛泽东确实也办过激进的事，也吃过极端的亏，可是人到中年的毛泽东，成熟、稳健。此时此景，再读读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写的那首《沁园春·雪》，读出来的，已经没有了黄巢“他年我若为青帝”的不确定感，却多了一些洪秀全“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的王道。

境况改变人，时过境迁，此情此景，怎是1936年可比。

大生产运动，有据可查的是在陕北根据地拓展了百分之三十五的耕地面积，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不完备的水利系统使得陕北的粮食产量仅仅增产了百分之十七，前面也说了，在三十年代的陕北，粮食亩产才不到五十斤的情况下，对于成几何数字增长的八路军而言，这些增产几乎是杯水车薪。

那钱从哪来呢？斯大林？斯大林援助的几百万卢布又何尝不是牙缝里的肉，嗦着按在牙槽里吃也不是，吐又舍不得。何应钦通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又在全国军一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对参加会议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说：共产党军队袭击友军，贩卖鸦片，游而不击。

叶剑英在会上一言不发。

那鸦片到底是不是毛泽东的一种财源呢？国民党说，共产党在根据地大量种植鸦片，然后贩卖到国统区和日据区，获取现金，购买武器。这些话，是何应钦在《八年抗战及海南抗战纪实》中所记录。当然，处在内战失败的阴影中，理由是可以找的。

那么问题是，中共在根据地到底种了罂粟没有？

答案是种了。

第二个问题是：是大规模种植吗？

答案是不是。

首先，罂粟有着很重要的药用价值。我们今天看美国大片，前面战士中弹了，战友喊的就是：医护兵！医护兵！然后一个头盔上印着一个红十字的士兵上来，拿出一个小包，用嘴撕开，涂好了止血剂，然后就拎出针头，上去就是一针吗啡。八路军没有吗啡，也没有医护兵。所以你看老电影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中弹了，基本上战友们围过去就是为了告别的。

而因为麻药的缺失，在战争中对负伤人员使用罂粟，几乎已经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农业社会的华北敌后根据地，一切都为了在战争中活下来，那么，如果我们的先辈为了战争的胜利而种植罂粟，我们也不必因为曾经有一场因为鸦片引发的战争导致了百年国耻就对这种植物先天过敏。

第二，从在江西的时候开始，地下党就有用罂粟、黄金等作为经费运输手段的习惯。在战争中，你不可能扛着一袋子法币往返于敌我之间，而日军又禁止民间拥有黄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罂粟的作用往往成为硬通货，这种轻巧容易隐藏的物体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黄金的一种通行货币，使用罂粟购买药品和粮食、布匹等军需物资，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在日占区罂粟生意合法化，所以共产党人用这种方式购买工业品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在北岳地区，太行山南麓根据地等地区，在最困难的1939年、1940年，两年时间，水灾、旱灾、蝗灾轮番袭击了晋察冀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又开始了沿铁路线的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实际上已经被分割得四分五裂。如果家里有老八路的话，可以问问，即使在环境明显好转的1943年，太行山区根据地的口号还是：为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而努力奋斗。

大家都知道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效能是非常低的。按何应钦以及后来那个苏联记者所说，大规模种植罂粟。可是在水旱蝗灾连续不断的那两年，八路军是如何在山区抵抗下去的呢？

有一些人拿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引述的长征中有战士把鸦片作为货币购买物品一事当作令箭，无限夸大，这也是不真实的。

还有人认为，陕北的土地，怎么会亩产二三十斤粮食呢，里面一定还有罂粟。没到过陕北的人，就无法理解陕北的气候条件。笔者曾经到延安旅游过，在缺水的情况下，按当地的土质条件，亩产二三十斤都是多的。而且，根据1936年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统计数据，当地的亩产确确实实就是三十八斤左右。这一点是不容置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