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斯于深沉

翌日清晨，余阑洗漱完毕，大踏步来到了亭子里。

宿醉后的感觉让余阑很是迷恋，和老友贾晓萱的久别重逢更是平添了几分酒量。

刘浮生悠然自在地坐在那喝着茶，余阑走过来坐下，嘶嘶哈哈地喝了一口，“昨个是哪位召见啊？”

“多了，你问哪个？”刘浮生头也不抬，拿着镊子在那接着摆弄。

余阑嗤笑一声，“就跟那喘吧你。”

“我还没问你呢小子，昨个又去跟哪个小姑娘鬼混去了？”刘浮生把镊子一扔，靠回椅背问道，“你小子怎么哪都有朋友啊，又是医生护士的。没让丫头给你看看心里有没有点疾病呢，瞧瞧你那个心脏的。”

“不是老头，怎么我干什么你都门清啊，你怎么知道小贾是心理医生呢。”

“哼，你小子身上就没有老子不知道的事。来，猜猜昨个我去哪了？”

嗯……余阑手捏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就你这点分量，我估计应该是小老板召见的你。”

“鬼小子。”刘浮生大笑。

两人半晌无言，刘浮生从身后掏出来一本书扔到桌子上。

余阑瞥了一眼，心里有了数。

“从基层上看去，我们的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我们的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

我们的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的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刘浮生笑着，不言语。

“以上摘录自费老名作，当然，不是你这本书里的。”

“我来听听余大人有什么高见。”刘浮生笑眯眯的，眼睛都快成了一条缝。

余阑喝了口茶润润嗓子，而后站起身来。

“我曾经就这本书做过一点书摘。”余阑指着桌上的这本。

“善分，并非是我们的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我们的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我们的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但看不到长远。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持有，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说，村民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崇拜是因为这个代表者能识别他们认识不到的共同利益，感恩是代表者替他们实现了共同利益。我们的暴脾气们喜欢谈论特有，他们只把特有与共同视为一种习惯的制度，又将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看不到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

我说，我们的的公仆、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奉公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小农的善分与不善合，更关涉到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只有建立并通过“关系网络”发生交换互惠的习惯经验，缺乏通过“平等协商”方式合作的经验。在业已分化的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基础之上，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同利益，并建立各种合作组织来实现共同利益，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农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

仍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村落内，农户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传统的合作方式。这些传统的合作范围十分狭窄，主要集中在农忙时的换工，婚丧时的帮忙及借贷方面。但这种私谊性的、临时性的人情往来从未达到契约性的、永久性的平等联合的高度。事实上，传统的亲情关系网络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合作与联合。

我们的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因素，是我们的小农的观念及人与人互助关系的现代化。倘如没有这个现代化，我们的农民与农村就无法走出传统的篱墙。

我在河南乡村考察，十分留意寻找此类农民的自发zu织及通过自z织表现出来的自治力量。因为我将此类自群体与自行力量视为我们的小农通过联合而走向互助与发展之路的关键所在。然而采访的结果，令我极度失望。我在河南乡村所看到的互助合作并没有超出传统的范围。即使出现更大的合作或更新的合作之紧迫需要时，小农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事：或恢复家属间的联合，或恢复宗族组织形式，或将家属原则引入私营的或集体性质的企业内部，或指望出现一个廉仆或能人来解决他们的公共事务。梁漱溟先生说过我们的小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平等协商精神与能力，这是千真万确的。

可以这样断言：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贪官污吏的剥削与压迫，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这种新的结合方式，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将是我们的农村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它需要辅之以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刘浮生笑容收敛，“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更没有必要唱衰。”

“我以前在南边待过一段时间，有些人是这么说的。”余阑微微低头，“他说我出身农民，大学毕业以后就长期从事三农工作。除了我给他复述过的刚才的那些内容外，更深感一些农民伯伯没有文化，眼光狭隘！甚至有时很愚昧。”

余阑说觉得他的评价太过辛辣，“这个老哥又说，很多时候与现代社会对人要求的现代性相比差距太大。没有办法，只能期待若干代人以后，绝大多数伯伯接受更现代的教育，素质整体提升后……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中世纪时期西欧似乎就开始普及长子继承制了，其余的儿子只能去当兵，做僧侣做手工学徒水手之类的。你认为这造成了商业流动发展和殖民地开拓的作用吗？”刘浮生翘起二郎腿，存心考教。

“西方社会的农耕封建社会时代是不是也是“小农意识”？但是后来神学妥协了科学，君主立了宪，文艺复了兴，是不是都导致了文明的进步，社会在法制和自由中发展？集权等级下的民众是你下来我上去的竞争关系，而法治民主下的民众是维护民权的共生关系。没有限制的权力会腐蚀治下的每一个人，让每个人成为各为私利的孤岛，而契约式的政治社会鼓励所有人团结起来保卫自身的权利。”

余阑深深地看了一眼刘浮生，“没有法治的保障，契约是无源之水。将社会关系的糟糕与落后推给最底层的民众恰恰是反应这个社会的堕落与无耻。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先知先觉者先于倡导并自上而下的推行，才有机会实现全社会的进步。”

余阑翻开桌子上的书，展开到其中一页。

如是写道：“所谓“南霸天”，即该村前任村支书，姓z，有兄弟四人。一人有权，三人有“拳”，“权拳”结合，形成一股势力，横行村里达10余年。两年前，方被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罢免。人虽下台，但村里依然没有人敢惹他，因为他兄弟四人抱成一团，“拳势”依旧，再说，乡里、县里还有他们的亲信故旧。

我问现任村支书，z氏家族怎么个霸道法？他们议论了一会，罗列四条罪状：一是贪污2万余元“耕地占用费”。1996年，卢郑公路扩建，占用村里10余亩耕地。国家给村里一笔“耕地占用费”，其中2.4万元被“南霸天”占用。二是他们兄弟四人占宅基地近4亩，共超标2.5亩，且是全村最好的地段。三是欺男霸女。在其任村支书的10余年内，全村有10余名妇女被他奸污过，夫妇们至今不敢吭声。四是作风粗暴，征粮派款，稍有怠慢，即挥拳打人。

我对村支书说：“在村委中，主要是村支书、村长、村会计三人。如今，村支书、村会计同姓，村长虽是z姓，但很配合你的工作。加上平时受‘南霸天’欺负的那么多村民，你们联合起来，难道对付不了一个‘南霸天’？”（该村有500余户、2500人，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该村有c、z两大姓，余为五六小姓。前任村委，村支书、村会计由z姓担任，村长c姓。现任村委，村长由z姓担任，村支书、村会计由c姓担任）c支书叹了口气说：“村里人的毛病，就是人心不齐啊！不要说各姓各肚皮，就是同宗同姓也没有用。除非自家兄弟，有问题才肯出来相助。不信，你问问他们两个（指村会计与村长），能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南霸天’？”村长、村会计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刘浮生拿过书，“如果只能运用社会关系才能进入现场，那是不是只有从自己熟悉的地域做起，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好了。

不过，与现代人比起来，古代世界的欲求是相当质朴且有限的。现代人发明了科学，有发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人的自然需求之上增长着无穷无尽的认为需求。到处活跃着的激情、利益与偏好汹涌澎湃。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注定无法满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冲毁道德与法律设置的脆弱堤坝。”

他把书一扔，“照着念老子也会。我让你给我朗读课文来了啊？”刘浮生没好气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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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晚饭过后，余阑来到小龙的房间喊他，看见桌子上摆着一页纸。

纸上有写。

“农村传统观念深刻影响着发展路径。生育观念上，传宗接代等思想使生育政策落实存在挑战，这警示我们在推动乡村发展中，思想引导工作必不可少，需用科学、现代的理念逐步取代传统保守思想。

在乡村治理层面，过去曾出现的干群矛盾表明，治理不能脱离群众。如今，应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让村民参与到治理当中，增强民主协商，提升治理效能。

经济发展方面，“种地保吃饭、打工换花钱”的模式亟待改变。这需要加大对农村产业的扶持，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经济注入新活力。

经济上，农民依赖种地保障基本生活、打工获取其他支出的模式，反映发展局限。这启示我们，制定农村政策需贴合实际，考虑传统观念影响，执法应更人性化、规范化。要重视农村经济转型，提高农业收益，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只有深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才能让政策有的放矢，推动农村向着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

“嘛玩意……”余阑扶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