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春日宴
云销雨霁，酒足饭饱过后，林绣去收拾厨房。余阑打了个长又长的饱嗝后又去林绣的房间参观起来。
偶然翻到了一本张爱玲的书，通读几页后，余阑想起自己看过的另一本别人视角的张爱玲。
至于与胡兰成的关系，则几乎无一不是将胡著《今生今世》。写到她的章节重述一遍，添加些嘲讽批判的点评而已。听信胡兰成的一家之言，进而骂他或夸他，怎么说也差点事儿。关于此书张爱玲早已说过：“胡兰成书申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致夏志清）
对另外一部胡著《山河岁月》亦云：“你说看到有些提到我的地方很有兴趣，其实所引的我的话统统misquoted［失实］。但是我再一想到另一方面，他所说的话我全忘记了，而要查参考书，不由得失笑。”（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致邝文美）《今生今世》有些内容早已三人成虎，然而根本无从核查。譬如：“因我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翌日她便取出给我，背后还写有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亦有诸多片段在脑海浮现。
撰写历史要讲“史德”，传记也不例外；凭空捏造包括细节在内的内容，至少有违“修辞立其诚”。譬如张爱玲逝世后，见过遗容而又留下文字记载的，只有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一位，而他只在《有缘得识张爱玲》-
文中写道：“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面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宋以朗著《宋淇传奇：从宋春肪到张爱玲》（牛津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十月初版）一口气列举了八种张爱玲传记的相关描写，诸如“她平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下铺着一条精致的地毯”，“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惟一的家具那张岩石桌子的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等等，不是向壁虚构，就是以讹传讹。我们的传记作者好像总是不甘平淡，要变着法儿地写得热闹一点——他们应该去写小说才对，尽管这样写出的也是那路蹩脚的小说。
张爱玲的书的旁边塞着几张泛黄的纸张，余阑拿出来，小心展开后发现是林绣女士对于张爱玲的体悟。
当即细细品读起来。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星空中，张爱玲无疑是一颗极为独特且耀眼的星。她的文字如同一把精致而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人性的幽微与复杂，同时又似一幅细腻而华丽的画卷，生动地描绘出时代的风貌与沧桑。透过她的作品，我们得以深入探究那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情感纠葛以及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渴望。
张爱玲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能够紧紧抓住读者的心，使其沉浸于她所营造的那个充满烟火气与悲凉感的世界中。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在爱情与物欲间的沉沦与挣扎，还是《金锁记》里曹七巧被金钱扭曲的人性与痛苦的灵魂，亦或是《倾城之恋》里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战争背景下那看似精明实则无奈的爱情博弈，都展现出张爱玲对人性深刻的洞察与理解。她笔下的人物，大多并非完美无缺的英雄或圣人，而是有着各种弱点和欲望的普通人。他们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被命运的巨手无情地摆弄，或是在爱情中迷失自我，或是在家庭的桎梏中苦苦煎熬，或是在社会的压力下艰难求生。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个体的写照，更是那个时代人们集体精神困境的象征与缩影。
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对人生的体悟是复杂而多元的。其中，“悲凉”无疑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主题。这种悲凉，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不幸与坎坷，更是对整个时代、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深沉的忧虑与无奈。在她的眼中，人生似乎总是充满了无奈与徒劳，无论人们如何努力地追求与挣扎，最终都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与捉弄。爱情，在她的笔下也失去了浪漫与美好的光环，更多地被揭示为一种利益的权衡、欲望的交织与人性的较量。即使偶尔有那么一丝温情与甜蜜，也不过是在黑暗的底色上点缀的一抹微弱的亮色，转瞬即逝，难以持久。
然而，张爱玲的文字并不仅仅只有悲凉与绝望。在那看似冷峻的笔触之下，我们还能隐隐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尽管人生充满了苦难与挫折，但她笔下的人物依然顽强地活着，努力地在困境中寻找着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这种对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或许正是张爱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她一生历经风雨，饱受磨难，但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她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也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深刻思考与感悟。她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爱玲对人性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她敏锐地察觉到人性中的自私、虚荣、贪婪、软弱等诸多弱点，并毫不留情地将其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物在利益与情感之间的艰难抉择，以及在这种抉择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人性的丑恶与美好。例如，在《金锁记》中，曹七巧为了金钱，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和亲情，将身边的人都折磨得痛苦不堪。她的行为固然令人唾弃，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呢？张爱玲通过对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在金钱面前的扭曲与异化，同时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除了对人性的关注，张爱玲对爱情的描写也别具一格。她笔下的爱情，既没有琼瑶式的浪漫与唯美，也没有传统文学中的那种含蓄与深沉，而是充满了现实的考量与人性的挣扎。在她看来，爱情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而是与物质、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的。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他们的感情发展充满了波折与算计。白流苏渴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范柳原则在爱情与自由之间犹豫不决。最终，一场战争成全了他们的爱情，但这种爱情究竟是真正的爱情，还是只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无奈的结合，却值得我们深思。张爱玲通过对这一故事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在现实面前的脆弱与无奈，也让我们对爱情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文学风格上，张爱玲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她的文字简洁明快，却又富有深意，常常能够用寥寥数语就将一个场景、一个人物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她善于运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独特的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她这样描写葛薇龙的心境：“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这句话不仅为整个故事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而怀旧的氛围，同时也暗示了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又如，在描写曹七巧的形象时，她写道：“她的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通过这样简洁而精准的描写，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张爱玲的创作视野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她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传统文化的坚守相互交织，封建礼教的束缚尚未完全解除，而现代文明的曙光又已悄然来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爱玲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时代变迁在人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挣扎，既渴望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又难以摆脱旧的思想包袱和文化束缚。这种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与碰撞，构成了张爱玲作品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女性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她们的命运大多由男性决定，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张爱玲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女性在家庭、婚姻、社会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与压迫。例如，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一生就是一部女性的悲剧史。她出身低微，被迫嫁给一个残疾的富家子弟，从此陷入了金钱与欲望的深渊。她在夫家受尽了歧视与折磨，唯一的情感寄托——她的小叔子姜季泽，也只是把她当作玩物。在长期的压抑与痛苦之下，曹七巧的人性逐渐扭曲，她开始用自己的痛苦去折磨身边的人，尤其是她的子女。她破坏了儿子的婚姻，让儿媳受尽折磨；她又嫉妒女儿的幸福，亲手毁掉了女儿的爱情。曹七巧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缩影。张爱玲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与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批判。
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百态与人性的复杂。她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她对人性的洞察、对爱情的理解、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独特的文学风格，都使她的作品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尽管时代已经变迁，社会已经进步，但张爱玲作品中所揭示的人性的弱点与生存的困境，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与思考。她让我们明白，人生或许充满了无奈与悲凉，但在这黑暗的底色上，依然可以寻找到那一丝微弱的希望与温暖。她用自己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那个时代、了解人性的窗户。
后面还写着她对张爱玲的理解。
家庭环境：张爱玲作品风格的深层底色
在文学的璀璨星空中，张爱玲以其独树一帜的作品风格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她的文字犹如精致而冷峻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人性的幽微，又似细腻繁复的织锦，编织出时代的沧桑与人间的悲欢。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独特的家庭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家庭成为了孕育她作品风格的肥沃土壤，从多方面滋养并塑造了其文学世界的独特风貌。
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的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这样的家族背景为她的成长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传统与文化的氤氲。然而，到了她父母这一代，家族已经走向衰败。父亲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他沾染了抽鸦片、逛妓院、赌钱等恶习，在家庭中未能承担起积极正面的角色。母亲黄逸梵则是一位新派女性，她追求自由、独立和西方文化，对封建礼教的束缚深感厌恶。父母之间巨大的思想差异和矛盾冲突，使得家庭氛围长期处于紧张和压抑之中，争吵、打闹成为了家庭生活的常态。这种动荡不安的家庭环境，让张爱玲自幼便饱尝了亲情的疏离与家庭的冷漠，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孤独与恐惧的印记，也使她早早地对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无常有了直观而深刻的感受。
家庭环境对张爱玲作品的主题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她的作品中常常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凉与无奈的气息，这无疑是其家庭生活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影。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命运被金钱和家庭的枷锁无情地扭曲，她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子逐渐沦为一个心理变态、人性扭曲的怨妇，在封建家庭的压抑和折磨下，她的爱情、亲情乃至人性都被彻底摧毁。这一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张爱玲对家庭束缚和人性黑暗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又如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虽然最终在战争的机缘巧合下获得了婚姻的归宿，但整个故事过程中处处流露出的是对爱情的不确定、对婚姻的功利性考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迷茫与不安，这正是张爱玲对自己家庭中父母婚姻失败以及传统家庭婚姻观念弊端的深刻反思与写照。她以细腻而冷峻的笔触揭示了家庭在个人命运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在封建传统与现代变革冲击下家庭关系的错综复杂和人性的脆弱与无奈。
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深刻地打上了家庭环境的烙印。她笔下的人物大多生活在残缺不全的家庭中，或是遭受着亲情的冷漠与背叛，或是被封建家庭礼教所禁锢和压抑。这些人物在家庭的漩涡中挣扎求生，他们的性格、行为和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被家庭环境所塑造和扭曲。以《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为例，他生长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里，父亲的专横残暴、母亲的早逝以及后母的冷漠歧视，使他形成了敏感、自卑、孤僻且充满仇恨的性格。他对言丹朱的复杂情感，既有羡慕嫉妒，又有因家庭环境导致的心理扭曲而产生的报复欲，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映了张爱玲自身在家庭中所感受到的压抑、痛苦以及对家庭温暖和亲情的渴望与缺失。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本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子，但在姑母那充满算计和物欲的家庭环境影响下，逐渐陷入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在爱情与物欲之间迷失了自我。张爱玲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精心雕琢，展现了家庭环境对个人成长和性格形成的巨大塑造力，以及在不良家庭环境下人性的堕落与挣扎。
在叙事风格方面，张爱玲的家庭环境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的叙事节奏常常是舒缓而沉稳的，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娓娓诉说着久远的故事。这种叙事节奏或许与她在家庭中所经历的漫长而压抑的时光有关，那些无尽的争吵、冷战以及家庭变故，让她学会了在沉默中观察、在隐忍中思考，也使得她在创作时能够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视角去叙述故事，将情感内敛于文字之中，不轻易表露。例如在《封锁》中，她以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了在封锁期间电车上人们的众生相和一段短暂的爱情插曲，整个故事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缓缓展开，通过人物的对话、心理活动以及微妙的情感变化，展现了人性在特殊环境下的暴露与伪装。这种叙事方式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冲突，却能在平淡中见深刻，在舒缓中显张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于那个特定的情境之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无奈，这正是张爱玲将家庭环境赋予她的那种内敛、沉静的性格特质融入到叙事风格中的体现。
家庭环境对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她的文字用词华丽、精致且富有古典韵味，常常运用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细腻入微的描写以及含蓄委婉的表达。这一方面得益于她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另一方面也与她家庭所处的文化氛围和母亲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在她的家庭中，尽管生活充满了矛盾与混乱，但文化的气息依然弥漫在各个角落。她自幼接触古典文学名著，对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有着深入的研读和领悟，同时母亲的西方文化观念和时尚品味也让她接触到了西方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在她的语言风格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例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样的句子通过巧妙的比喻，将爱情在婚姻中的变化以及男人的复杂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既富有古典诗词的意境美，又蕴含着现代文学的简洁与犀利，展现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魅力。
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的家庭背景使其作品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元文化元素。她的家族传承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母亲的西方文化追求又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文化的窗口。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婚姻观念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同时也能发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的影子。例如在《留情》中，既有对传统家庭中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的细腻描写，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家庭关系的微妙与复杂，又通过人物对爱情、婚姻的思考和态度，透露出西方文化影响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情感自由的追求。这种多元文化内涵的融合，使她的作品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思想深度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也反映了她在家庭环境影响下对不同文化的吸收、理解和独特的融合创新能力。
张爱玲的家庭环境是其作品风格形成的重要源泉。家庭的衰败、父母的矛盾、亲情的缺失等因素共同作用，塑造了她独特的性格和敏锐的洞察力，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她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叙事风格、语言特色以及文化内涵。通过对其家庭环境与作品风格关系的深入探究，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魅力和深刻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文学创作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范例。在家庭这片土壤中，张爱玲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也遭遇了重重的磨难，而这些都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化作了具象的文海深墨。
余阑听到厨房那边水流声停止，他走出书房，来到林绣身边。
林绣正擦着手，余阑从后面抱住她，能明显感觉到，她身子陡然一紧。
余阑又展示出了他强大的适应能力，嘴上又开始花花。
“刚才还震震雷声阵阵切的，怎么这会儿开始娇羞小女人啦？”余阑在林绣耳边说道。
热气直扑扑打在耳边，林绣的脸和耳朵红着红到了脖子根，用尽全部力气向后顶去，“滚蛋！”
然后就跑回了卧室。
二人洗漱过后倚在床上，聊了很多很久，聊到一半多时候林绣甚至去冰箱里又拿出来几瓶酒，说是不然觉得不痛快。
喝着喝着林绣忽然变得极为娇柔。
“一愿郎君千千岁。”林绣干了一杯。
“二愿妾身常健。”林绣又干了一杯。
余阑也举起杯，洒然一笑，与林绣一同开口：“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
林绣俯下身去。
雨又开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