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云门深深

一清早，船从普安开出，上午就来到旧城码头。云阳旧城，云门深深，你一道道推敲，门开了，就现出一重重山水故人。

旧城码头，乱石草坡。一下船，就看见两位老人正坐在岸边等船，其中一位还哼唱着山歌——

太阳出来万丈高，

妹妹出来晒花椒。

花椒晒得大揸口，

妹妹晒得汗涔流。

我问：“老辈子，在哪儿学的山歌？”

他说：“在坡坡上干活儿，那些老的在唱，就记得了。”

这唱山歌的老人名叫谭中学，乙酉年出生，今年六十九岁。

“坡坡上总是哦嗬连天的。”旁边的老师傅说，他叫方先云，1953年出生。

我于是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晒太阳、聊天。原来他们在这里等过河船，回对门的宝塔乡。

方先云今天一早来老县城，卖掉了五六十斤油麦菜——“自己种的，一块二一斤。”他倚着空箩筐说，“现在老县城的人都转到高头去了，没钱的人还留在这里。”

而谭师傅今天过来，卖了一些锄草剂，他说：“宝塔乡河边和云阳老县城都淹没了，那些‘双淹’移民迁到江西、湖北、江苏、上海，到处都有。”

我又问：“原先这里是什么样？”

谭师傅指着眼前的江水说：“原先这里是老武装部；那边有一坡梯子上去，两边都是棚棚……”

“我见过的。”我说，“还在棚棚里喝过酒，转眼都是水下的事了。”

“是的。”谭师傅点了支烟，继续说，“对门就是宝塔乡；我们是‘单淹’，土地淹了，房屋没有淹；宝塔乡淹了上百亩的土地。现在好多地都荒起，你想挖就挖；也没有人挖，这里野猪多很了……社员都是麻秧子[94]。”

我又问：“什么是麻秧子？”

“就是最没有用的。”谭师傅笑道。

“现在哪有正经人，”方师傅又说。

而后，我询问过去，谭中学说：“我们老辈子都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过来的，当年八大王张献忠血洗四川，到现在几十朝人了……解放前，宝塔乡有几个地主，像潘祖延、陈茂连，也没吃到什么，还是跟到帮工一起吃，最后减租退押的时候，还是被打了……”

“大跃进的时候，饿死好多人哦！那阵我们还小，把那么多人拉去大办钢铁，也没搞出个名堂。伙食团的人，每顿吃半斤，不做的人吃二两；明里说是半斤，实际伙食团又克扣了……普安死得人烟都没的了。”谭中学师傅如是说。

方师傅又说：“我们宝塔乡小河大队的支部书记姚力先，外号长颈坎儿，伙食团的时候，用棒棒打社员打得不少——社员没吃的，扯点豌豆、胡豆，捉到就打……姚立先后来死了，是老死的。听老人说的，当时的政策严厉得很，当时就有一批万州、云阳来的干部，下放到宝塔乡来挑碗、挑沙，附近有一个碗厂……”

“我十四五岁时候，有一回从猫儿梁下去，去梅子大队催洋芋种，”谭师傅接着说，“之前，他们来我们这里挑红苕秧子，答应给我们一些洋芋种，他们没挑来，让我去挑；我过去梅子、洞鹿那边一看，只有屋，没有人了。”

“灾荒年，我哥和我老头儿去修路，我和我妹在家，伙食团红苕限量，我们吃观音米，那吃不得，是泥巴……伙食团下放他们才回来……”

说到伤心处，谭师傅又唱起山歌，而这一次，是大声唱——

太阳出来云里梭[95]，

鸳鸯铺上劝情哥。

劝哥莫去花园耍，

花园二姐要钱多。

我听得高兴，起身给两位师傅点烟，这时，江风吹来阵阵汽笛声。

“气候不同，风来得不同。”谭师傅接着说，“原先清明才断雪，谷雨才断霜，现在冷又冷不过，热又热不过……”

“的确。”我说，“就连我这外乡人也明显感觉到了。”

太阳渐渐升高，过河船来了，谭中学师傅起身叹道：“树老心空，人老颠咚[96]，有钱难买少年春。”我点头谨记，并目送着两位师傅乘船离去，回对岸的宝塔乡。

转回身来，我又跟着下船的旅客走上山坡，一起坐在棚棚里歇凉、聊天。这座临江的棚棚我去年来过，主人还在，来往的旅客仍络绎不绝，只是江水更青，坡上的草木更加茂盛。

一位刚下船的老人告诉我，他原先在铁路上工作，老家在龙洞坝上（原来是个乡，现在改为镇了）。坝上、大麦沱整体淹没了。现在和老伴一起搬过来（云阳老县城），住的亲戚的房子，孙子在这边读书，上云硐小学五年级，儿子在外面做工程……从坝上过来十几年了，这里住房不要钱，蔬菜也便宜，就是肉食贵一点，比新县城还要贵……他说完就走进老城，消失在人群中。

一个背着竹筐的中年男子从中坝过来，说道：“来这里卖点面，买点儿东西回去……我们那里是半淹……”

一位白胡子老头告诉我：“家里是农转非，属于三峡库区林区范围……到了六十岁，还要把房子拆了才能买低保，不拆就买不到。”

“我们家在河对门的水磨，属于云阳旧县城。”身边的一个老农民说，“河边的土地淹没了，房子有些拆了，有些没拆，搬迁的移民有七八十户人家，有些后靠，有些搬到了江津。我们是双淹，自己搭个棚棚——也不说是啥子下落，就把你房子拆了……”

我要给他们拍照。旁边的几位农妇赶紧躲开，在一旁笑道：“你是记者，从前来过。”又问：“相片可以马上取出来不？”

我说：“我不是记者，是人民大学的教师。你们给我地址，我回去把相片寄过来。”

旁边人说：“人民大学出来的都是县级以上的干部，你知道不？”

我说：“不知道。”众人一笑。他们中一些人给我留了地址，我小心珍藏，回去一定把照片寄给他们。而后，我又走进旧城。

在一截土路边，见到一个石窟般的小药铺，里面黑黢黢的，百草茂盛。店主冲我微笑，我认出这是从前认识的“赤脚医生”张克炳（1946年出生），尽管身体有些残疾，但总是乐呵呵的。我上前跟他打招呼，他笑着说：“我上次见到你是在高头……”

我问他近况如何。他说：“上面三令五申，下面乱整。我这个药铺不知道被撵了多少回了，在露天坝坝里摆摊都不行……”

谈起从前，张医生又说：“老家在河对门的大沙村，草药是我从前跟叔房一个爷爷学的，考的有证书，60年代就在红狮和云硐交界的地方当大队赤脚医生，后来手续丢失了，现在什么都没得到，还是自己开药铺、采草药。这里有一匹山，小地名叫塘坊沟，山上草药多得很，像蒲公英、夏枯草、益母草、车前草、党参、黄芪、灵芝草都有……”

“那这里不会再赶你走？”我问。

“说不定。”张医生笑道。

而看他门前的货架上摆着一些签签，我随手抽了一张，上写着“顶对唱戏”。我问怎么解，张医生说：“就是唱对台戏，把你人累倒了，戏也不好看。”

我听得倒吸一口凉气，付费之后，匆匆离开。本来我并不想算命，是为了照顾一下兄弟的生意，可即便如此也不该胡乱抽签。这一抽，感觉更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