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凤子龙孙宁有种——且说皇子公主

<div>在一般人心目中，皇子、公主，都是“金枝玉叶”一样的娇贵人物。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一代代的凤子、龙孙们内心的困惑与无奈？当皇子的，成天要提防被兄弟们暗算，当然自己有时也要费尽心机去暗算兄弟们一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太和殿上那张盘龙宝榻的诱惑。至于公主们，这些外表华丽，仪态不凡的皇家女儿，从一出生就失去了选择生活的自主权，成了皇家权柄争斗中的一粒棋子……

◎褚英因何被杀

褚英(1579—1615年)，努尔哈赤的长子，封贝勒，赐号洪巴图鲁。其作战威猛，功勋卓著，曾受父亲重用。但因与兄弟关系不睦，扬言要杀尽不恭之人，被兄弟告之父亲。努尔哈赤大怒，将之幽禁。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死于禁所。

褚英勇武善战，功绩赫赫，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诸部统一大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可称得上是建立后金汗国的卓越功臣，因而努尔哈赤对他屡有封赐。正值褚英崭露头角、顾盼自雄之时，努尔哈赤却将其幽禁于高墙之内，并于两年后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置之于死地，终年36岁。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呢?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他的死一直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

褚英自幼跟随父亲东征西杀，18岁就因战功赐号洪巴图鲁，封贝勒。在与乌拉部的战斗中，和代善一起，奋勇杀敌，得到斩3000首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的战绩，凯旋归来，受到努尔哈赤的嘉奖，再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意为广略，所以褚英常被称作广略贝勒。

由于褚英屡有战功，早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年过半百的努尔哈赤就委以重任，想要树立他的威信，锻炼他的能力。但这位长子令他的父亲失望了。褚英的最大毛病是心胸狭窄而欲望太大。总嫌分给他的部属、国人、牧群、财产少了，总想从所得比他少的诸弟那里索取更多的东西。努尔哈赤也认为褚英不适于执掌大政，但由于嫡长继承陈例，仍命长子褚英执政，希望他执掌大政后，改掉心胸狭隘的毛病。然事与愿违，他执政后褊狭依旧，且心术不正，强迫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向自己立誓；“不得违抗兄长的话，更不许将兄长所说的各种话告诉父汗。”还声称：“凡与我不友善的弟弟们，以及对我不好的大臣们，待我坐上汗位以后，均将之处死。”天长日久，众人的不满积累起来，终于压不住了。褚英的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所倚任的五大臣，终于联合起来向汗王控告褚英，控告中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担心汗王死后，我等的性命难保。”努尔哈赤于是大怒，斥责褚英道：“你这样威胁自己的四个弟弟，以及父亲任用的五大臣，我怎么能让你执政呢?我就是不能打仗，不能断理国事，年纪老了，也不把国家大政移交给你。”他无法再信任这个激起众怒、没有执政才能的长子，当年秋天征乌拉时，褚英被留下与代善守城；第二年努尔哈赤亲征乌拉，也不让褚英参加。从此，褚英实际上已被取消了储君的资格。

褚英性格极为暴烈，被父亲训斥后，他不但不认错、不低头，反而书写咒语诅咒父亲、诸弟和五大臣，并将咒语焚烧告天，以发泄心头的仇恨。他盼望努尔哈赤亲征乌拉失败，并策动亲信，阴谋在父亲大军兵败而归时，守住城门，不让父亲和诸弟进城。这些亲信自然心怀恐惧，后来一个参与此事的僚友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其中的阴谋，主动告发了褚英的全部罪行。

努尔哈赤又一次勃然大怒了，他立刻将褚英幽禁。经过深思熟虑，他看清了长子的存在会危及国家、危及诸子和众大臣；褚英不死，人人自危。如此可以推断，褚英被杀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威胁了努尔哈赤的权力和地位，所以引来了杀身之祸。

◎代善让位

代善，生于明万历十一年七月初三日(1583年8月19日)，死于清顺治五年十月十一日(1648年11月25日)，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他少年时代就跟随其父驰骋疆场，并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统一女真各部、进取辽沈、征讨蒙古等一系列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代善因奋勇克敌，努尔哈赤赐其名为“古英巴图鲁”。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褚英获罪被幽禁，努尔哈赤于是立代善为嗣子(皇太子)。后来，由于代善与大妃阿巴亥的暧昧关系被人告发，努尔哈赤又废掉代善的太子位。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命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人共同执政理事。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谕诸子侄，决定不立继承人，日后由众贝勒推举新汗。

代善身为皇太子时，正是三十岁左右，未尝没有一番雄心壮志登极称汗；天命五年(1620年)被废，给了他极大的打击，若不是他及时乖巧地杀妻认错谢罪，他也会像他的大哥褚英一样被父汗囚杀。由此，他深切地认识了政治的险恶、皇家的冷酷无情。

在争汗位上他不是四贝勒皇太极的对手，所以让位给皇太极就是十分明智之举了。

皇太极取得汗位以后，对代善也格外礼敬，常赐给良马、金帛等物，还常召请他到清宁宫行家庭礼，举行家宴，元旦时还命中宫皇后及众妃向代善拜贺节庆等等，比对待其他兄弟都要优厚。代善在总体上说，也是支持皇太极即位称王的。无论在对阿敏和莽古尔泰的处理上，还是在由四大贝勒共坐受朝变为皇太极独坐南面称尊的改革中，代善都是站在皇太极一边的。这中间虽与皇太极在战事的进退等一般性细节上小有矛盾，但也都能顺利解决。问题是，阿敏和莽古尔泰被除去以后，原来的四大贝勒就余下了代善和皇太极，无论怎么说，代善仍然是对汗权的一个威胁的因素。何况代善本人有不少毛病，容易被善于等待时机的皇太极抓住。

这个机会就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征服察哈尔蒙古的巨大胜利之后。当皇太极命贝勒在前来归附的察哈尔蒙古贵妇中挑选中意之人时，代善看中了富有且美貌的苏泰太后。但因苏泰太后是济尔哈朗的妻妹，皇太极已先许给济尔哈朗而不能答应代善，便退一步让他娶囊囊太后。代善却嫌囊囊太后穷，而娶了有钱的察哈尔汗女泰松格格。事情本该就此告一段落，代善却不肯罢休，仗着自己是皇太极的哥哥，是后金国中大贝勒，此后又多次提出要强娶苏泰太后为妻，皇太极一直不准，代善于是耿耿于怀。

这不满很快勾起了代善多年埋藏在心里的怨恨，有怨恨就得找出气口，出气的机会说来就来，几乎就在同时。

诸贝勒选娶察哈尔蒙古贵妇时，豪格娶了伯奇福晋，这一下惹恼了他的岳母大人——哈达公主莽古济。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继福晋富察氏衮代所生的女儿，是莽古尔泰的同母妹、德格类的同母姊、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姊。初嫁哈达贝勒武尔古岱，所以人称哈达公主；天命末年丈夫死，后嫁蒙古敖汉部琐诺木杜棱。莽古济与前夫所生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岳托，一个嫁给豪格。她一听说豪格又娶一蒙古贵妇，便生气地说：“我女儿还在，为何又令豪格娶妻?”她一向与皇太极关系不好，此时更迁怒于他，满怀愤恨，不经皇太极同意，就从远迎凯旋大军的阳石木河擅自回家。这一擅自行动，是明明白白地向皇太极示怨示威。看来，她和莽古尔泰、德格类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暴烈如火的性格，正因为这样，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只会落个悲剧下场。

代善对待哈达公主，态度一向与皇太极一致，长期不和睦。但此时，当莽古济回家途中路过代善营前时，代善竟一反常态，和他的大福晋一起把莽古济迎进大帐，设大宴款待，并赠以名马财帛。这自然是因为同病相怜。

为此事，皇太极非常生气，不但派人去责问代善有何用心，而且盛怒之下，撇下众贝勒，独自先回盛京(今沈阳)，进了宫后就紧闭宫门，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这行为简直如同小孩子的赌气，但却把贝勒大臣吓坏了，全都跪在宫门外，恳请汗王临朝，并立刻对此事立案审理。

皇太极的要挟成功了。次日，他在内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声色俱厉、长篇大论地训斥代善的六项罪状，其中心意思是指斥代善的离心倾向。诸贝勒大臣议拟革除代善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爵，夺十牛录属人，罚银万两。莽古济革除公主名号，夺其所属满洲牛录并罚款。

见代善诚心服罪，皇太极又开恩免革代善的贝勒爵，还给十牛录属人。对哈达公主莽古济的处罚也恩免，只是禁止她与亲戚来往。

从当时国家的稳定着想，皇太极此举也是必要的。如果代善与莽古济联合，势必造成两红旗和正蓝旗三旗联合与汗权对立，因为天聪六年(1632年)底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暴卒后，其弟德格类继为旗主。德格类自然会同情自己的亲姐姐莽古济。因为他也在这次事件中因徇庇公主而受到罚款的处理，而且他似乎也是个暴烈之人，九月受罚，十月初二之夜，便也暴卒了。

和莽古尔泰死时一样，德格类之死也获得汗王亲临其丧的崇高待遇。莽古尔泰死时，皇太极在灵前痛哭，并摘帽缨，着丧服，居侧殿，亲送灵舆到寝园后才回宫；德格类灵前，皇太极哭得更凶，三更以后才离开，不回宫而在凤凰楼前设帐幄而居，并撤馔三日以示哀悼。在诸贝勒大臣的再三劝解之下，汗王皇太极才回宫。

恩威并用，皇太极已经用得非常纯熟、非常高明了，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了。

然而，这一年的十二月，皇太极又向诸贝勒宣布了一件重大的谋逆案：莽古济、莽古尔泰、德格类与琐诺木杜棱、冷僧机等，曾对佛跪焚盟誓，要夺皇位。由于琐诺木杜棱和冷僧机分别首告而得以印证，又查出谋逆的实物证据，就是莽古尔泰所藏的十六枚木牌印，文为“金国皇帝之印”!

诸贝勒闻之皆怒，罪情重大，处理也就非常严厉。莽古济及知情的异父兄昂阿拉、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都被诛杀，参与盟誓的其他人并其亲友兄弟子侄一概凌迟，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所有儿子也都降为庶人，属下人口财产都归了汗王，这样正蓝旗就落到了皇太极手中。从此，天子自将三旗就成为定例。

这次大案一共杀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字，就家族内部的相互残杀而言，大概不少于努尔哈赤杀弟的那一回，而且第一次使用了凌迟这样极其残酷的刑法。这还没有完，引发这一连串事件的莽古济的两个女儿，也先后遭到厄运。豪格义正词严地宣布他的豪言壮语：“我乃皇上所生之子，妻之母既然想害我父，我怎能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他竟亲自下手杀了他的妻子!岳托于是被挤到了夹缝中，只好也向皇太极表示要杀其妻，这种当众请示实际上表示了岳托的不忍心，也对皇太极自诩的宽仁将了一军。皇太极果然阻止了岳托。但后来在岳托家中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魇魅事件，岳托之妻即莽古济的长女被定罪幽闭，永远不得与岳托见面。

最后，由皇上指赐，德格类的福晋给了其弟阿济格；莽古尔泰的福晋，分别给了其侄豪格和岳托——大概是为了给这两位杀妻、离妻者以补偿。

杀鸡给猴看，代善这时的心情，恐怕已不只是简单的兔死狐悲了。

皇太极作事是很彻底的。崇德改元称帝时，代善再次获得最高恩宠，被封为地位最尊的和硕兄礼亲王。当年十二月，代善随皇太极征朝鲜。第二年皇太极命法司追论攻朝鲜时违法妄行之罪时，代善又被议得六条罪状。皇太极亲自在崇德殿将代善之罪宣谕诸王贝勒贝子及群臣。虽然没有给任何处分(实在也因为这些罪行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代善的威望和心理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无论是如何棱角四出、锋芒外露的人，经过这样不断的捶打、大热的烘烤紧接着大寒的冰冻，也会给揉搓成软面团。

代善在诸贝勒发誓效忠皇太极时明确表示：“自此以后，效忠于皇上。”他效忠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年老为由，从此不问朝政。这正是皇太极最需要的。

代善被彻底制服了，承认了皇太极的绝对权威。他已经给揉搓成了软面团。

这样一个年老体衰、不问朝政的软面团，能够同皇太极争皇位吗?不要说难以服众，代善自己恐怕也是纵有这个心，也无这个胆了。

顺治五年(1648年)十月十一日，代善在京城病亡，终年66岁。顺治帝为他建碑记功。康熙十年(1671年)六月，追谥曰烈。乾隆十九年(1754年)九月，入祀盛京贤王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配享太庙，命其王爵世袭罔替，成为清初八个铁帽子王之一。

◎八阿哥允的下场

康熙晚年，在争夺储位的诸皇子中，以八阿哥允禩一党声势最强大，除了皇子允、允禟、允等外，满大臣有佟国维、马齐、鄂伦岱、揆叙等，汉大臣有王鸿绪等。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拥立雍正最力的隆科多却是佟国维的儿子，鄂伦岱又是佟国维的侄子，可见满大臣中，父子也各自一派。康熙在位时，上谕中也说：“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圣祖之兄)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允礽第一次被废黜后，允禩便妄自尊大，以东宫自居，后来更广结党羽，收纳九流术士，藏于家中的密室，因而引起康熙的憎恶，晚年甚至说过“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的话，又说“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允礽)也。”这是康熙鉴于允礽的覆撤，欲以此堵绝允禩的妄想之念。

虽然如此，在康熙病危时，仍将允禩、允禟等诸皇子召来，同受末命（帝王的遗嘱）。雍正即位，立即命令允禩、允祥(雍正党羽)、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后又封允禩为亲王。按照孟森的说法，夺嫡(嫡指允礽)之谋，实出于允禩，与雍正无关系。雍正登位，实是坐收鹬蚌相争的渔翁夺利，“《清史稿·允禩传》于雍正初插入数语云：‘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领起下文渐渐得罪。此实望文生义……盖雍正间之戮辱诸弟，与康熙间夺嫡案，事不相关。”

有人认为雍正封允禩为亲王，还是一种权术，因为雍正知道自己的皇位并非通过正常途径而取得，这时刚刚即位，脚跟没有站稳，不能树敌太多。但在当初允禩积极策划夺嫡过程中，雍正看在眼里，难怪心如枯井?雍正自我衡量，何尝不具备皇太子条件?允禩之母出身微贱，雍正就要比他优越。所以《清史稿》这样叙述，倒是很得要领，符合双方面心理发展的过程。

雍正即位，对诸兄弟便有君臣之分。如果这时允禩能够顺从效忠，甘心臣服，那么雍正或许还能放过他。其登极后颁诏大赦有：“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这话也是半虚半实，并非完全是门面话。

可是允禩不是这种人。一个野心如此膨胀的人，怎么会就此服贴?当允禩封亲王时，他却向致贺者说：“何喜之有，不知死在何日?”《永宪录》也说：“其封王时，妻家为伊贺喜，乃云我头不知落于何时?”说明允禩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已有充分的估计，同时也流露出他对雍正的敌对情绪。允禩是失败者，他对胜利者有这种情绪，也是很自然的逻辑，恰好又碰上雍正这样一个阴鸷的皇帝。当雍正即位后，允禩之党允(康熙第十子)在张家口，私行禳祷，疏文内连书“雍正新君”，这话也不算悖逆，雍正知道后，便斥为不敬，兵部随即劾奏。这时允禩尚未受处分，雍正便命允禩议其罪，乃夺允王爵，押到京师拘禁。雍正所以命允禩议允之罪，正是杀鸡给猴子看。

雍正二年（1724年），上谕中即斥允禩素来狡诈，怀挟私心，“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命之名。”又说：“每事烦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惑乱众心，专欲激朕杀人。”雍正这些话，一半是伏笔，一半也是事实。当时允禩等的言行，必有使雍正难堪之处。康熙在畅春园病重时，允禩等都在场，即使康熙果真属意于雍正的承统，但其中也定有复杂曲折的细节，允禩只要将其中那些隐私向外张扬渲染，对雍正自然大为不利，用雍正的话来说，便是“专欲激朕杀人”了。

宗人府为此主张削夺允禩爵位，但雍正还是隐忍着。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召集王公大臣等，先谕示允禩、允禟等的罪状，但因他存心“宽大”，务欲保全骨肉。阿灵阿、鄂伦岱二人原系允禩等的党首，罪恶极重，因为是国戚，从宽发往奉天。这是一个信号。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在西暖阁，召诸王大臣宣布允禩、允禟罪状，大意是：三年以来，宗人府及诸大臣劾奏的极为繁多，世宗百端容忍。圣祖在世时，允禩竟将圣祖御批烧毁，外间还有“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谣言，并在各处粘贴妖言，“内云灾祸下降，不信者即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语”，这些显然是允禩等人捏造出来。谕中又有这样的话：“及看守之日，向太监云：我向来每餐只饭一碗，今加二碗，我所断不愿全尸，必见杀而后已。”可见这时允禩已被拘禁，他自己知道不可能“全尸”而终了。

最后，上谕以允禩断不可再留于宗室之内，革去他的黄带子，改为民王。后又削去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于高墙。宗人府请更名编入佐领，允禩改名阿其那，子弘旺改菩萨保。允禩之妻也被革去福晋尊号，逐还外家，另给屋数间居住，严加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