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君王讳疾又忌医妙手国士也难治

大唐朝廷的文武百官，实际上很多都了解皇帝的个性。

李适生性猜疑而又妒忌，自以为才华盖世，聪明睿智，不肯充分信任自己的臣下，所以他才会采取这样那样的预防措施，防止臣僚揽权反叛。

朝廷的文武百官，军队的将领，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皇帝自己来选拔任用才行；

对于宰相进呈的长远伟大的规划，远见卓识的谋略，李适也很少称许认可。

及至群臣一旦遭到皇帝的斥责，往往一辈子李适也不再收录起用他。

李适又喜欢以能言善辩为条件，来为朝廷选取人才，因而不能得到敦厚忠实，脚踏实地的人选。

对官吏的提拔任用，朝廷也面临重重困难，各种能人志士，遂沉抑于下，不得升进，怨愤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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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年（794年）五月，陆贽不顾李适的冷漠不满，再次上奏进谏，提醒皇帝说：

“陛下啊，一秉大公，公平公正，奖惩分明，任人唯贤，是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制度和原则。

提拔任用人才，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犯下的过失。

两方面交相为用，相辅相成，才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

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

朝廷这样做，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

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

因为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

这样做，就能够使上面的人，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的人，没有积蓄的怨恨。

明智的君主，不会单单根据一个人的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大夫。

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

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

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你的操作极其精细，还是不能避免没有谬误。

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都是互有长处短处的。

如果能够恰当地分辨人们的长处短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干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

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

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

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

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

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

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

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

如此做法，怎么能够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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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适见到陆贽的上奏，越发恼怒：

“陆贽捕风捉影，言过其实。说话含沙射影，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讽刺朕，偏听偏信，赏罚不明，任人唯亲，处事不公吗？”

李适的不满更加强烈，根本就不能够接受陆贽的建议。

不久，陆贽又上书皇帝，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的方法，共有六条很有见地的建议。

陆贽论述了两税法的弊端，提醒李适道：

“陛下一定十分清楚，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

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

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

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

天下成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

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

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

在建中初年，朝廷商讨重新建置各种制度。

执掌朝政的人，如宰相杨炎等，明明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他们也知道立法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事情的要领。

臣以为，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首先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

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