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纯粹造谣的大字报上“只有两个字是真的”
“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什么‘走资派’呢？”朱德望了一眼相伴多年的战友、伴侣，坦然地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绝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仗义执言，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反对‘顶峰’的提法。本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竟成为以后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
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在上海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朱德到了杭州，终日闷闷不乐，常常暗自叹气。当时，在江西搞“四清”的康克清赶来看他，吃饭时，康克清发现朱德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康克清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有些担心地问：“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朱德摇头不语。
饭后，朱德把康克清叫过去，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很多人，怎么得了呀！”康克清听了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朱德的秘书告诉康克清是因为罗瑞卿的“问题”，才让他忧心忡忡。
1966年4月1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三十次会议。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在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朱德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读马、恩、列、斯的32本书，并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时就天天读书，今书也读，古书也读。今书就是毛主席的书，古书就是马、恩、列、斯的书。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劝大家读一读。”
5月4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5月12日，朱德在第一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朱德半年前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等等。
◇1965年7月1日，朱德（前中）和邓小平（前左）、彭真（前右）参加北京地下铁道破土动工典礼
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下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11人，新增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朱德原本是党的八大选举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个职务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由原来的第四降到了第九。同时，刘少奇、陈云由原来排名第二、第五分别降为第八、第十一。邓小平虽然保持排名第六的位置，但和刘少奇一样，实际上是靠边站了。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
于是，一场全面内乱开始降临神州大地……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不曾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80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有一次，秘书走近，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秘书说，又像是自言自语：“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他神色凝重，心事沉重，时常好久不说一句话——沉默，就是无声的抗议，是不妥协的语言！
但朱德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多次坦陈自己的看法。12月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9天后，他在另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1967年1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往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1月1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这自然使朱德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1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领导人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
于是，中南海这片令大多数中国人仰慕和神往的地方也响起了一阵阵“打倒”“炮轰”的口号。傍晚时分，康克清乘坐的轿车驶进中南海，忽然看见屋前围了许多人，心头“突”地一下，眼前闪出一个大问号。原来，造反派在这里捣乱。
康克清只见“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不！这不是真的！”康克清在心里大声呼喊着。毕竟，她太了解朱德了。
当时，朱德在玉泉山上，这是周恩来的主意。玉泉山位于京西，洞壑迂回，流泉密布，风景如画。当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攻击朱德的大字报时，周恩来闻讯赶到朱德家，一面安慰他要保重身体，一面劝他到玉泉山去休息休息。玉泉山风景好，也比较安静，朱德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时，造反派也找上门来了。造反派“勒令”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代“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见那些墨迹淋漓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壁，内容五花八门，语气恶毒凶狠。朱德一言不发。康克清搀扶着他，说：“老总，不要看了，夜里太冷。”朱德终于大声说了句：“冷什么，再冷，比过大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