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少年：少年强则国强
第六章少年强则国强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在晚清时期所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写于1900年，即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西方列强为满足自身利益，在中国制造舆论，无耻地污蔑中国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是“老大帝国”。为了回击帝国主义的嚣张言论，振奋国民精神，改造国民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和自暴自弃的奴性心理，唤起国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人民的爱国斗志，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极大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的进取精神和对中国光明前途的希冀之情。
谈中国少年：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诸多散文作品中的名篇之一，作于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通篇洋洋洒洒千余字，极力热情歌颂了少年之朝气蓬勃，不乏犀利地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中国能成为朝气勃勃的“少年中国”。其中最为脍炙人口之语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以磅礴之气势表达了梁启超胸怀中那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对中华少年之殷切期望，对中国崛起之热烈希望。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亦是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的代表人物。纵观梁启超的成长过程和他之后对子女的教育，梁启超所推崇的“少年强则国强”可谓贯穿始终。
少年当自强
梁启超幼年时从师学习，天赋凛然，8岁时能作文，9岁时能缀千言，17岁时中举，后师从康有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他的惊人天赋和远大志向早在少年时就已经崭露头角。
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梁启超11岁那年，去往省城参加考试，一举考下秀才。考试成绩公布出来，梁启超的名字也响亮了起来。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大为赞赏。专门请来梁启超和其他几个年龄偏小的秀才，与他们几个探讨经学、唐诗宋词等。较之其他几个新科秀才，梁启超年纪虽小，却对答如流，这让叶大焯不由得另眼相看。梁启超见机长跪于地，请求叶大焯：“老师，我的祖父如今已七十高龄，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他老人家的农历生辰，弟子很快就要回乡探望他老人家了。倘若在为我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的笔墨寿言，不仅会使祖父心情大好、延年益寿，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的孝心，日后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也会深感荣耀。”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竟如此洞悉人心、体贴人意，并说出一番如此成人化的话语，让叶大焯大为惊讶，也深深为这个少年的孝心所感动，于是他欣然应允梁启超的请求，大笔一挥，为梁老先生写下寿文。
回到家中，其祖父梁维清大喜过望，不想朝廷三品大员竟然亲自为自己写下寿文。对梁氏家族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当即摆下宴席，既庆祝梁启超高中秀才，又庆祝自己得到了高官亲笔所写的寿文。
由此可见，自幼聪敏好学的梁启超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相反，他心思细腻，洞察人心，这般天赋也是他日后参政并名留青史的重要砝码。
在近代历史上，举人梁启超拜秀才康有为为师亦是一段佳话。少年梁启超从不以功名取人，而看重真才实学，年纪轻轻就已具备大家风范。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向光绪帝呈上《上清帝书》，洋洋洒洒五千字，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警告皇帝不能因循守旧，要主张变法。虽然康有为最终落榜，但他这上书之举却轰动了整个北京的官场。
当时梁启超已经考中举人，并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了，他从同窗兼好友陈千秋那里听说了康有为的种种事迹，大为崇拜。正值康有为从京师回广州，梁启超专程前去拜访，并正式拜康有为为师。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不久康有为就在广州长兴成立了“万木草堂”，梁启超也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1890年，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及门弟子，那时康有为还没有中举。所以，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为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康有为学富五车、思想前卫，让梁启超大为折服。年仅十七的梁启超已然声名在外，但他虚心好学，只看重人的真才实学、不图虚名的做法可见一斑。
“开民智”“养新民”的教育观
梁启超提倡“教育救国”，以“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为出发点，将教育视为让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
李惠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妹妹，也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年长梁启超4岁，生有三个子女，已长大成人，他们分别是思顺、思成、思庄。王桂荃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是李惠仙嫁到梁家时的贴身奴婢，1903年嫁给梁启超为妾，她生有六个子女，也长大成人，分别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梁启超所秉持的“教育救国”的观念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他九个子女的教育当中，他的孩子长大后个个成才，都有不俗的成就。
每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或是产生疑惑时，梁启超总是引导他们战胜困难，帮助他们释疑解惑，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当年梁思成留学美国，一度对美国死板仿古的教学方式心生怀疑，担心自己非但学不到建筑设计的方法，反而沦为画匠。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信教导他：“你觉得自己的天才不能符合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并且开导思成，在学习上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梁启超讲究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孩子的动手和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之后要开阔眼界，鼓励他们“行万里路”，游历欧洲，考察当地的建筑风格和人文风情。这次欧洲之行可以说为梁思成夫妇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还包括道德培养。他常常教育子女，要热爱生活，勤劳节俭，并择良友与之交往。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写给思成的信中说：“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使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你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了不少了。”
梁启超是一位爱国思想家，也是子女之楷模，他竭力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旅居日本时，每天晚上，他都和孩子们一起围坐在小桌旁，一边喝茶品酒，一边给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着历史上诸多民族英雄的故事。孩子们留学国外后，梁启超也一刻没有放松，对孩子们学成归国后做什么早已有细致的打算。
少年强则中国强。可见，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旨在为中华之崛起培养一批能够与祖国共患难的有为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