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玄奘：中国佛学界第一人
谈玄奘：中国佛学界第一人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如今，它已经成为精神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等佛语进入了千家万户，佛教思想同时也融入了梁启超的一生，晚年的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开拓出现代人理解佛学的新视野。
“可以涵养万有，鼓铸群主”，这是佛教传播的根本。正如每一个发光的整体都离不开凝聚它灵魂的个体的努力一样，佛教传播的背后是一代代佛教学子的辛苦，他们的身上熔铸着佛学的使命，绽放着时代的光辉，梁启超认为，玄奘就是其中一人。
天竺路上的厚积薄发
“中国的佛学，若只举一个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第二个，我们想做一个人的传，把全部佛教说明，若问哪个最方便，我敢说没有谁在玄奘上面”，梁启超之所以给予唐玄奘如此高度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孤游天竺十七年，对佛学的传播和引入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游记》中对玄奘的塑造可谓是出神入化，这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唐玄奘”这个人。虽说加上了神话的色彩，但他西行印度求佛法的种种艰难却是无法掩盖的，在佛教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玄奘西行背负着诸多的使命，之所以能坚持完成认为，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强大信仰力量。
梁启超对于佛学的探究离不开玄奘的取经之路，对他西行经历的绝对赞肯也是有充足理由的。玄奘在中国佛学领域被称作“第一人”，足以说明他西行求经对中国佛学的发展兴盛所产生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唐朝时期佛教发达，但是佛经由于梵文的差异让人难以读懂，“先贤之所不觉，今昔之所共疑”，他指出了南北朝时没有解决的问题成了困扰唐代佛学者的广泛疑难。此时的佛教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上层统治者大力宣扬佛教，给佛教发展提供契机；另一方面国家刚经历战乱不久，民间关于鬼神的道教信仰十分流行，大有跟佛教争信仰一争高下之势。
玄奘看到中国佛教的发展面临转折点，他抓住这个机会，横跨13800公里，深入天竺求佛法。在迦湿弥罗国，玄奘学习梵文经典，到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年里亲历四国，所到之处，都有他学习佛学的痕迹。他边学边行进入印度，一路研究佛教经论，巡礼佛教遗迹，在那烂陀寺留学，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他前后所学经类的数目极其繁多，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最终获得颇多的收获。玄奘完成了自己的所学，把这些佛学知识运用到传播讲解佛经的方面，曲女城的佛学辩论大会上，任人问难，但无一人的诘难能将他难住，玄奘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
唐玄奘是梁启超口中的“佛学界第一人”。对于佛学的诸多代表，梁启超对玄奘尤为钦佩，认为他不仅仅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取经之路，更是为中国佛经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重返故土的超然奉献
玄奘在西行时期立志“若不到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他九生一死来到印度学习佛法，完成了他最初的心愿，“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于彼国所获大小乘三藏梵本等总六百五十七部。”玄奘对于佛学的贡献正如梁启超所说一样，他谱写中国佛学史上最完美的一章，他是佛学发展的推动者，更是转折时刻佛学航船上的掌舵人。
“翻译是玄奘一生活动的突出方面，也是他对我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占唐代译经总卷的一半以上”，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组织译场，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在《大般若经》的翻译中，他颇为严谨，不删一字，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他对佛学的造诣可谓是炉火纯青，“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能元其朗润”，这是唐太宗对玄奘的盛赞，在当时乃至今日都堪称获得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成功。玄奘发展兴盛的唯识宗，连印度本土佛教都无法媲美，他将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佛学，更献给了大唐盛世，他打造出一个鼎盛的佛学时代，在佛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玄奘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他的五种姓说、唯识哲学，一直传到韩半岛和日本各地，创宗立派盛极一时，在规模上大大超越前人。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翻译家虽对译经各有贡献，但从总体上说都远不及玄奘，由于玄奘西行取经，在中印乃至中外文化的交流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玄奘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
梁启超认为，评判历史人物要全面客观，还要考虑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一个人评价各有高度，往往没有绝对的统一标准。玄奘其人以及他对佛学文化的贡献，历代评价者都给予高度的赞扬，梁启超对于玄奘的认知毫无疑问更是极为完美，这不仅取决于玄奘对佛学的信仰，还有梁启超对玄奘的崇拜，更是因为玄奘所进行的文化交流对近代中国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所处的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腐朽衰败的时期，外来精神文化的启发变得十分重要。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将更多的心血倾注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他希望像玄奘一样，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弥补我国落后文化之不足。因此对于梁启超而言，玄奘之所以是中国佛学第一人，除了他的佛学成就以外，更多的是他对思想文化的引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