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翻译文学与一般文学：容纳外来文化

谈翻译文学与一般文学：容纳外来文化

从古至今，人们的生活习惯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在岁月中逐渐显现出滴水穿石的作用，积年累月下来，使得现今的社会与原来大相径庭。可是，在这些巨大且悠远的改变中，文化却始终一脉相承着，如流水一般，滋养万物生长。“人生来本是一个蛮物，惟有文化才使他高出于禽兽。”是出自《世俗智慧的艺术》中的一句话。由此可见，文化对整个人类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在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下，全球化的脚步越来越快。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不伴随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将成为灭绝的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遭受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使我们深深明白了对外学习的重要和迫切性。落后就要挨打，封闭国门就会落后，惨痛的历史使中国人深深铭记着这个道理。因此，梁启超在文学界发起革命时，着重指出翻译文学的重要性，翻译外来文学不仅是传播文化，更是让中国人了解其他国家民族的生活风俗和思想精神，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翻译文学的独特性

在一开始，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就是翻译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995年的《书城杂志》曾探讨了两种观点，即“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和“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当时，主张“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占绝大多数。

然而，是不是翻译文学就只能依附于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呢？其实并不是，翻译文学具有自己独属的独立性。翻译文学是融入了译者的智慧，是译者的再创造，变成了原作者和译者共同打造的文学作品，已经脱离了原语言外壳，具有了独立与原语言文学的活动能力，因而具有一种独立性。因此，翻译文学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使它可以自成体系，翻译文学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也为其自成体系提供了恰当支持。

在这方面，梁启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梁启超对佛典的翻译文体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作、译论进行了评论。梁启超总结翻译的经验教训，把目光对准翻译佛经文体，讨论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得失。平心而论，译品要达到完美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翻译史上所标举的信、达、雅三原则，可谓深得要旨，然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并非易事，为此，梁启超提出“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的观点，他认为佛典翻译最首要的问题是忠实审慎，正所谓“译家之大患，莫过于羼杂主观的理想，潜易原著之精神”。基于这样的思考，梁启超在深入考察、探寻译学进步轨迹的同时，对历代翻译文体的演变及特征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和概括。

翻译文学与一般文学的区别

梁启超对“文化”的定义有独特看法。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就是留在个人所属的社会，乃至全宇宙中发挥着作用的那部分业力，“共业”中有价值的部分就称为“文化”。人类本着自由意志开发出自己想要的价值，这些价值经过历史的累积，最终形成了文化系统。

翻译文学在内容上依赖于外国文学，在形式上又依赖于中国文学。它与外国文学主要是质的联系、内容的联系，与中国文学主要是文的联系、形式的联系。梁启超认为，就中国的一般文学来说，过于注重字辞，像中国的唐诗宋词，那种精巧美妙的文字游戏，反倒在文学意境上不够宽广宏大，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但是，中国的文学在描写上极重细节，通过人物神态以及周围事物的细节描写，将人物的感情丰厚得含蓄而内敛，给人心灵以极大的冲击。

相比来说，由外国文学而来的翻译文学很大气，有宏大的框架，有很多的人物和极长的篇幅、曲折的情节，有着广阔的社会气象，充满了力量和信仰，如出海巨轮、飞天火箭。另外，在艺术手法上，中国文学注重取神，外来翻译文学注重取法。对于这点来说，中国文学更为高明，在文艺作品中塑造的意境悠长隽永。外来翻译文学有极为丰富的手法生成，在文章的布局构造上很有经验，通过手法来将读者带入整个故事之中。由此，翻译文学与一般文学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

如何容纳外来文化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资源、文化遗产更是丰富多彩，成为“文化强国”的优质资源。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就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而他据此提出的新文化思想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同时吸收和糅合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与民主自由等有益成分，在如今经济物质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下，广泛吸纳、融汇外来优秀文化，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然要求。

如何很好地容纳外来文化呢？梁启超在前期和后期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心理态势上虽有所不同，但从整体来看，其中西文化观其实有着明显的前后一致性。具体而言，不论是在戊戌变法之前、流亡日本后，还是在游欧之后，他的文化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主张在保持和发扬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去学习西方。

知己知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很好地容纳外来文化，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外来文化。如今，我们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广泛，知识交流能力也越来越强，很多的外来文学流传进来，形成一股翻译文学的潮流。因此，我们要通过这些大量的翻译文学来了解外国的各种文化以及风情，我们要接受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

只有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如果自我封闭、排斥外来，就会失去发展的活力，甚至会走向消亡。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而从古至今，我们就有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如汉唐时期的佛教文化，宋、明时期的阿拉伯文化，都是外来文化。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其基本理论也是来源于欧洲的马克思。现今，对于外来文化，我们不仅要接受它的优秀部分，更要学会吸收消化，使之变成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成分，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由此可见，现今翻译文学在促进容纳外来文化方面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从梁启超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已经开始积极地吸收、改进外来文化了，从而促进文化的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