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翻译文学与佛典：直译与意译之得失
谈翻译文学与佛典：直译与意译之得失
佛学翻译史是梁启超在国学研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文化价值层面，深入探索了佛典翻译之源流、演变、代表人物和翻译技巧等问题，充分展现了佛教经典对文人观念、感情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过程，也就是佛教经典的翻译史轨迹。换言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史。
众所周知，从东汉佛典传入中国，至宋朝期间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时间，共计翻译出的佛典有2278余部，7046余卷。这一活动历时极长，译者众多，涉及朝代广泛，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世界极为罕见。不论是在我国翻译史上，还是“在国史全体上，实占最重要之位置”。而从现存文献来看，梁启超对东汉末至宋朝一千多年的佛典翻译所作的深刻的剖析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考证佛典翻译史的行为，他的代表作有《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梁启超对佛典翻译史的研究的重视，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西学）输入之际，在很大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我先民之精神，在在足资奋发，其长短得失，亦一一可取鉴”。
佛典翻译史的演变
梁启超对700余年的佛典翻译史进行了较为恰当的分期。
第一期：东汉至西晋，译者以外国人为主，这一时期是翻译佛典的启蒙时期，也是国人对佛典认知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佛典翻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且“全为私人事业，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谬陋浅薄，在所不免”。因此，该时期“所出经虽不少，然多零品断简……所译不成系统，翻译文体亦未确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安清、支谦等人。
第二期：东晋至隋，翻译方式主要以中外合作为主，同时也是佛典翻译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也可再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东晋二秦，代表人物分别为鸠摩罗什、佛陀巴拓罗、慧远、觉贤、道安。道安、慧远甚至因为其突出贡献被梁启超誉为“译界无名元勋”；后期则为刘宋元魏迄隋。相较于第一期，这时，“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出现”。至此，“译学渐独立矣”。前期译出了大量经典，文采斐然，因此，到了后期人们开始着手研习融会贯通前人译出的经典，佛教诸宗派林立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
第三期：唐贞观到贞元，这时翻译人员基本为国人，即佛典翻译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富于民族文化色彩的著作大量出现。玄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用毕生的经历西行求法并将其翻译，他的最大贡献在于“译大般若、瑜伽师地、大毗婆沙及六足发智、俱舍”。然而，晚唐以后，印度本土的佛教渐趋衰落，此后便难以为继，到宋朝翻译事业基本停顿下来，再无佳品。
直译与意译之争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总结翻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将目光对准翻译文体，讨论直译、意译中的得失。之后，他提出了“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的观点。所谓“译家之大患，莫过于冗杂主观的思想，潜易原著之精神”。由此，他在探求译学发展轨迹时，对历朝历代译体特征的流变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他指出：“在启蒙时代，语义未娴洽，依文转写则为不成熟的直译；稍进，顺俗流畅，不甚厝意，则为不成熟的意译。”据此，梁启超对700余年间的译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梁启超认为，在译学初发展的东汉时期，译品大都属于不成熟的直译。
具体而言，则各家都带有各自的风格，以安清、支谶为例，安清译本纯粹直译，而支谶已然初具意译色彩。因此，可以看出直译意译两派的对峙，在汉代已初露端倪。梁启超对其进行考证，他发现“世高译业在南，其笔受者为临淮人严佛调；支谶译业在北，其笔受者为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梁启超关于地域文化对学术思想的直接影响的见解使后人深深地折服。
对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梁启超本人有着独特的见解：“平心而论，完全直译，因彼我文体悬隔太甚，必至难于所解，善参意译，乃称良工。”不可否认，梁启超对历代译体、译家及理论分析与评价，立论严谨，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加上他自身的文采润色，使之更加精彩，因此他的《翻译文学与佛典》成为后世研究佛典直译与意译的重要参考资料。
佛典与中华文化的共鸣
梁启超就佛典翻译的研究给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曙光。佛学，作为一种新文化，通过直译与意译的方法让国人认识并接受；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通过翻译，完美地与中华文化相融合，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对文学艺术与哲学等其他文化形态产生深远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佛典翻译的发展过程，既是不同种族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
梁启超认为，中国语言文学深深地影响着佛典翻译。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使我国的词汇库更加丰富，国语含义增加。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翻译家们除了音译佛典中的固有名词，更是创造了大量富有美好意义的新词语，如众生、因缘、涅槃、瑜伽等词。“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变为新成分者也”。可见，梁启超是极为推崇译业勃兴的，它不仅增加了词汇，更拓宽了我国语言的表现力。
二、促进了我国语法文体的演变。由于佛典文体中浓厚的外来语汇色彩，因此其表现力也与我国传统文体不同。佛典善用倒装提掣句法，铺排序列，散文诗歌交错成行，构成其独具一格的文体。它的这些特点为我国文章的构造提供了新的借鉴，有利于新文体的产生。
三、推动了我国文学情趣的发展。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许多佛典本身就是文采斐然、风格弘丽的上乘文学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文学色彩。如马鸣的《佛本行赞》，实际上是一首3万言的长歌，通篇读完，就像读了《孔雀东南飞》一样酣畅淋漓。又如《大乘庄严论》，像极了“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这些佛典加速了我国新的文学形式的产生，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我国文学的创作。
梁启超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改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力乃直接表现与一般文艺。”基于此，梁启超得出结论，“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角度来看，梁启超对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思路的重视，充分证明了佛典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意义，并开拓了佛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