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旁观者：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

谈旁观者：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

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下，为倡导救国，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了维新变法，但由于维新变法过程中未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导致最终失败，因此梁启超认为，旁观者是天底下最让人讨厌、憎恶、鄙视的人了。回顾往昔，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违背其真实意义的儒家思想，对国民进行长达两千多年的奴性“教育”，他们教唆国民逆来顺受，不要试图反抗统治，于是，国民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心态根深蒂固。

在梁启超看来，旁观者就像那站在东岸袖手旁观地看着西岸着火，却不救火，反而以观看为乐趣的人。如果指责这种人为阴险狠毒，又并非真的如此，也不准确，只能说他们身上没有血性。对于血性，它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是世界赖以生存的根基；倘若没有血性，那人类和世界将不复存在。因此，那些旁观者，是人类中的败类和世界的公敌。在面临国家危难时，此种人仍袖手旁观，真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罪人。

旁观者，就是不负责任的人

梁启超说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承担着彼此之间不同的责任。能认识到自己身上所负责任的人，是一个大丈夫所为的始端，而履行责任的人，才是大丈夫意义的真正所在。主动放弃责任的人，则是自我的放任，放弃人的根本所在。人要对家庭承担责任，对国家和世界也要承担责任。对于家庭，当家人放弃责任，那么这个家庭定会衰落；对于国家来说，倘使国人都放弃责任，那此国必走向灭亡；世界上的人都各自放弃自己的责任，那世界就一定会毁灭。由此看来，所谓的旁观者，就是不负责任的人。

中国有警言二句，曰：“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中国亦有谚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由此种种都是旁观者一派的经典口号。在梁启超看来，这种经典口号，都已经植入中国人的脑海中，已经成为中国人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换句话说，就是“旁观”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中国人性格的标志，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眼里，缺少“血性”基本上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在一个国家里，倘若官吏说，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百姓说，这不是我的利益所在。这样一来，国家就没有了主人，国无主，则国乱。因此，缺乏责任感不仅是一个人的道德沦丧，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亡。

旁观者之分类

梁启超将一个国家的旁观者概括为以下六派：

第一派为混沌派，此派被梁启超称为无脑筋的动物，因为这一派别的观念中不存在国与家的概念，他们只生存在个人狭小的范围，不懂得什么是责任，更别提关注国家了。当国家有难时，这种人很难为国家担当责任。

第二派别是为我派，这一派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如果事情不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会冷眼观看，对于国家也是这样，即使国家灭亡，只要无关眼前利益，那就秉承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两次鸦片战争后，国家割地赔款，部分主权沦丧，但国内官僚主义盛行，奢侈之风不减，仍不改其封建做派，显然此这一派的人都是旁观者。

第三种派别是呜呼派。此种人常常痛哭流涕，扼腕叹息，担心国家前途，但却没有任何作为，他们的行为于国家无害，却有损国家的进步。梁启超谈到波兰的灭亡、埃及的灾难，曾感叹不已，这两个国家遭受苦难，但百姓只是哀号伤痛，丝毫没有行动改变现状。对于这些旁观者，梁启超只能扼腕叹息。

第四个派别是笑骂派。这种人常常于人后冷语相向，嘲笑、谩骂别人，希望别人担当责任，却忘记自己才是旁观者。

第五个派别是暴弃派。认为自己是无用的人，便把救国希望寄予他人身上，希望别人可以提出强国之略，由此便心安理得地推诿责任。

第六个派别是待时派。此派人观察天时，等待时机做事，如果办不到，就立刻放弃行动。因而这种人常常等不到时机，所做的事经常半途而废。

摒弃旁观者的特性

梁启超认为以上六派，已经概括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所谓的国民性，也可称其为民族性，就是在一定地域的民众，在共同文化影响下，形成某些特定的性格特征。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四万万人，如果都是以上六种旁观者，那么国家则是无主之国，必定要走向灭亡。在面临世界激烈的竞争与其他国家虎视眈眈之中，梁启超主张启发国民政治觉悟，让国民摒弃旁观者的特性，担负起国家兴盛的责任。

在梁启超看来，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能给旁观者以很大启发，一个人了解却不去做，终究只是无知。如果知道得很清楚，行动起来必然也有勇气。正像猛虎在后，虽跛者却能跃过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虽弱者或能运千钧之力。这是为何？这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猛虎，邻火，会伤及人的性命，而国家灭种族的惨状，又岂是猛虎和烈火比得上的。梁启超认为所有的旁观者应该警醒，如果国家不能存在下去，百姓何来悠闲自在的生活，社会何来歌舞升平的现象。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对中国造成了威胁，民族危机愈加严重，难道国民还要袖手旁观，民族意识应该觉醒了，正如古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聪明显达之士追求高官厚禄、闻名于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只关注自身，不知世界的变化，终会被世界所抛弃。现在的青年，正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将要承担未来国家和世界的重大责任。国家如过兴隆，百姓都将受其荣耀；国家如果灭亡，百姓也会亲身体会其悲惨。这是一种责任，无法推诿，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别人是无法代替的。

对此，梁启超认为，国人应该积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与为国家尽责的信念，知识分子也应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国家不需要旁观者，只要求每位国民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人之力未免微小，然而集结全国之力则非常巨大。正如孔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于乱世之中，孔子深知艰难，却不曾放弃半分仁义。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又何甘落后？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倘使每个人都有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则是国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