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佛学特色：发挥光大，自现特色
谈中国佛学特色：发挥光大，自现特色
梁启超在其学术范围内也十分注重对于中国佛学的研究，且对多部佛经有过自己的注解，一生都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在他的晚年时期，更是从很多方面深入研究和考证了佛教文化，从文化价值的高度出发，从佛教文化史、佛教思想史、佛教学术史的角度，对佛教文化的许多问题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研究，并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研究著作。
对于佛教，大家认为佛教并没有被限定在某一个指定的或者特定的民族或者国家之内，较为习惯地默认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国家，且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
中国佛学的变迁
在东汉时期佛教从外部流传输入中国，其发展和传播如果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话，可分为两个不同但都十分重要的时期：一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扎根并生存了下来；二是隋唐时代，佛学在此期间得到巩固，并迅速发展。
对于佛学在中国能够落地生根且得到发展的原因，梁启超深入思考后将其归为了文化思想和社会发展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动乱的社会才能够得以出现，汉朝大一统以后汉武帝以颁布政策的方式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学术争鸣的状态被迫中止，国民之“学问欲”无法得以发挥。当佛学传入以后，那些不在主流文学研究范围内的文人对此会感到十分的新奇且充满了钻研精神。其二，在东汉战乱结束后人民生活困苦，对于现实的失望让他们转而寻求精神的解脱，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风气和较为统一的时代追求，因而佛学有了广泛的受众市场。
不仅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就连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都对佛学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佛教自然在中国成为了一种大势，不断地发展传播了下来，其兴盛就成为其他外力所无法干扰的潮流。
具体的表现在佛教寺庙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僧尼的人数也以翻倍的趋势增加着。在一些朝代规定中，僧侣们享受很多特权，诸如治外法权，免徭役赋税等。但当信仰和政治特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就会被一些有异心之人所利用，自然也就促使了人们对于宗教的追求。这虽然背离了对宗教追随的本意，但是却促进了佛教的扩展。
在两晋佛学兴盛时，培养了许多佛学造诣非常深刻的高僧，促进了佛学在中国的生根立足且对佛教的传播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梁启超对于这些高僧们是非常赞赏的，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颇有学术造诣的高僧们对佛学进行大力的传播，佛学也不会对后世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佛学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地位。那些高僧们，如道安大师，将自己的个人才智和对社会的看法与佛法将结合，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梁启超从个人、政治和文化发展三个方面对佛教的扎根和兴盛原因进行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梁启超对于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秉持着一种不断创新的观点和态度。隋唐时期是佛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建设时期，佛学思想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中国佛学”。虽然隋唐以前的两晋时期佛学已经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是其思想仍然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特色，并不能被本土的人民普遍接受。经过隋唐时期的高僧们，尤其是玄奘大师对于佛学的不断创建使佛学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梁启超认为道安大师和玄奘大师对于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在他的观点里，如果道安被看作是让佛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园艺师的话，玄奘就是让佛学这棵参天大树发芽展叶开花的理论养料。
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印交通极艰苦的情况下，有这么多人在从事佛学的传播工作，这是多么伟大的一项事业！这批高僧所写的各种游记，对于中国人了解西域文明和印度文化有巨大的帮助。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
唐朝时期，禅宗被统治者奉为国教，佛学里的其他诸宗因此而受到压制，并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佛教和儒教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儒学中的一些人窃取只言片语的佛法进行加工整改后自立门派，对佛学甚至儒学进行排斥，佛法被归入了儒学的门派之下。且在玄奘之后，极少出现水平造诣都十分让人信服的高僧大师，佛学理论发展至此受到阻碍，甚至进入衰退的阶段。
梁启超对于佛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佛学内部学派的争斗和分歧，都有过十分详细且内容深刻的评价分析，他将佛学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哲学流派的思想进行横向比对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对于佛教发展和后世学者的研究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启发性。所以，梁启超所研究的“中国佛学变迁史”在本质上是中国佛学的学术发展的历史，是从佛学的理论发展和佛学学术流派分析的角度来分析佛学的中国化的。
佛经的翻译和传播
梁启超对于佛学的研究尤其注重对佛经的翻译和解读。因为佛经是外来的内容，是真正的佛学的发展基础，而研究佛经最重要的基础则是对于佛经内容的翻译。他曾经对佛经翻译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
中国的佛经翻译一共经历了将近七百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翻译者、历史背景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佛经的翻译，所以每一点都需要被考虑在内。等梁启超终于将自己的研究进行整理的时候，已经可以出版一本非常详细的关于佛经翻译的历史研究书籍了。
据梁启超的研究统计，在这七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从事译经的主要人物有176位，翻译佛经2278部，合7046卷。如果从译经的内部变化及不同特色来分段，又明显地分为东汉至西晋、两晋南北朝、唐贞观至贞元三个时期”。从梁启超所给出的数字我们不难看出他当年到底做了任务量多么巨大的研究整理工作。
佛经的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中印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交流的一个过程，也是佛学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的在深层潜意识发生的过程，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梁启超认为“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佛经的翻译就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发展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个文化传播发展的问题了。
佛学的传播确实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出来佛教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我们可以从现在流传下来的那些文学作品中找寻一些痕迹。
首先，丰富了汉语的内容。佛经因为是外来文化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有许多词汇是无法进行翻译或者在原有的汉语基础上不能够表达出来的，于是就有许多新词汇通过直译和再创造的方法被生产了出来，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等词汇，而其中的一些还成为了文人墨客所追求的人生新境界。
其次，为汉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佛经的翻译中要非常重视遵守外来语格式和语调色彩，而这种特殊的语法方式通过佛经的传播也成为世俗所能接受的新的语言格调，“及至宋代，随着佛经数百年间的传诵，汉语也或多或少渗入了上述特征”。梁启超对此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
再者，佛学对后世的诗歌、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和发展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作用。佛经本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者对其进行翻译之后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被后世的文人学士不断地效仿和学习。梁启超对此过程认为是佛经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结合，他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译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绩。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
中国佛学的特色
梁启超将自己对于佛教研究的内容整理成文了《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论文，该论文用简练的语言精准的评述了佛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在《论中国佛学之特色及其伟大》一文中，梁启超认为，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佛教深受中国文化背景影响的特色。中国文化的背景，总而言之，是以儒家及道家的思想为主流。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道家重视个人与自然界的调和与统一。儒家的勃兴与活动，大多在气候严寒的黄河以北地区，道家的摇篮在中国南方，气候温和，具有山川美景及丰饶的物产。是由于在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培养下，才产生出的两种不同性格的文化背景。
佛教努力去适应中国这种特殊的人文环境，从而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释迦牟尼因为古代印度社会的不良风气才倡导不苦不乐的中道主义。在适应中国的这个过程中佛学同时也顺应了伦理关系和适应自然的观点，以佛教的戒律精神来配合儒家的道德生活，又以禅定与智慧的内容，诱导道家的自然主义。
使人能够正直淡定清静智慧，获得心灵的解放和自在。
中国的传统封建经济使自古以来除了仕宦及营商的少数人外，大部分的平民百姓都以种植为生。虽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逸世的高人隐士，以躬耕于山野之间为其谋生，但他们并不以农事生产作为自己生活的唯一目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侣们改变了印度那种依靠沿门乞食为生的修行方式，但朝代的更迭也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供给与施主们的供养。统治者对于宗教的喜好会根据时代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一个可以长久依靠的支柱。因此怀海方丈便倡导丛林制度的农耕生活，让僧侣以垦植山林农田作为主要的生活资源，而信徒的布施则属于其次，但此举并不被所有的僧侣们支持，他们要坚持印度的那种传统生存模式，还骂怀海禅师为“破戒比丘”。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佛教自唐末五代以后尚能在中国绵延发展，怀海禅师所创的丛林制度的农禅生活是让佛教能够得以坚持发展的最大原因。
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既体现了佛教在异域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从而具有了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教义结构和宗派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胸襟和智慧。我们可以把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看作是传统儒道文化的批判，也是对儒道文化的深刻吸收。佛教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断去粗取精，形成了世俗化、简易性和圆融性的佛学，更好地发扬了佛教的根本精神，宣传了佛法。在政治和文化思想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建设，最终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