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佛教发展：渐次发达之历史

谈中国佛教发展：渐次发达之历史

在梁启超先生之前，很少有人对佛学的发展历史兴衰作过详细的考察。他对佛学的历史经过详细的系统的梳理与剖析，充分体现一代大家的风采。

梁启超认为，中国佛教形态的演变，是外来宗教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其决定作用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虽然在佛法初传时，它也受到抵制，但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客观形势使得佛教得以在中土生根，是有其原因的并不是人力或者其他力量可以阻挡佛教发展的。

对佛教历史的梳理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关于佛教传入的年代，史书上有不同说法，且不同书籍上的记录都不太相同，如“秦始皇四年，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持佛经来长安”，又如“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甘泉宫”等。在秦汉初期汉恒帝时，安息国沙门高氏安来华，到洛阳各译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极力推荐佛教。为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梁启超之前从未有人对佛教的兴衰历史作出如此详细的考察。他是佛教流传发展历史上科学系统的概论者。他认为两千年来公认的“汉明求法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他的观点里，佛教传入中国乃由海路而非陆路。据考证，他认为佛教由于传入路线不同，特别是由于流传的地域不同，即使在中土，佛教亦显出不同特色，用他自己写在著作中的话就是：“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

梁启超的研究理论不仅在当时掀起了社会对于佛教的大讨论，而且也被现代学者们所接受。在他看来，佛教传播无非是要证明在其传播过程中有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因时因地而变化。

应该说，梁启超关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的分期基本上揭示出佛教在不同时期的演进规律及其特点，从而较准确地概括出佛教的时代特征。这种整体上的分析概括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方法论的一大突破。此外，梁启超还对南北佛教的不同特征、佛教最初输入年代及输入地等问题作了独到的分析评估，多有先见之明。

佛教与儒道的融合

在佛教刚传入中国的同时，国内的儒道思想发展已经日趋成熟，且儒家思想在汉代更被奉为是主导思想，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道家思想产生激烈的碰撞和竞争，中国本土的固有文化思想遭到外国文化的巨大冲击，自然会在思想界和宗教界引起轩然大波。

民间对于佛教的接受度却远远要比官方高得多，悄然兴起了自由信奉佛教的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顽固的知识分子们也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虽然在宗教的思想本质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宗教所反映出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自然已被渗透了中国的特色。因为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士人一直坚持以道解佛、以儒解佛，从而使佛学与中国固有之学都换了面貌。

梁启超就是在外来和本土这两种文化激烈的冲撞和交融中探讨和研究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问题。他这样写道：“中国入迷信宗教之心，素称薄弱。”楼宇烈曾对梁启超的研究高度评价道：“这些论文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是近代佛学史研究的开拓性著述”。

体现梁启超开放文化思路和现代人视野的正是他反复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赞美，盛赞“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

梁启超是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开始研究佛学史的，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他对于佛教的研究自然有极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而他研究佛学史的目的跟之前研究先秦文化和晚清思想一样，都是为了弥补自己文化的不足。如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一样，希望找到中西文化融合的最好道路。诚如他自己所说：“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来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可见，梁启超的中国佛教史研究蕴含着更新中华文化的深层思考。这也正是他在儒学衰微、道学偏于迷信时，潜心研究佛教文化的内在动因。

研究佛教的目的

梁启超列举了法显、玄奘等求法高僧的事实来解释自己对于佛教研究的目的：“我之所以说它是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是因为这些贤达，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最主要的是初传佛教者多二三等人物，且“非亲炙彼土大师”，到了清朝皇室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雍正时期稍有松弛，然后大批名僧又重新奋起，振兴佛教事业。及至清末民初，梁启超先生等先进人士用佛教慈悲救世大无畏精神企图救亡图存，却失败。

梁启超研究中国佛教史是有明确的现实目的的，那就是希望自己能通过佛教的宗教形态和思想演变的过程，说明中国文化是可以改变创新的。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帝国主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伴随着武力入侵的同时，西方学术思潮也汹涌而入，而梁启超则认为对待西方科技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为我所用”，中国佛教应该以西方科学为手段，创造出自己的新形态，发展出自己的新思想。

同时，他认为中国佛学数千年来能绵延不断发展兴旺的原因在于佛学本身的包容性，可容纳百川，具有极其开放的发展空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佛学都能从自身的学说中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佛家语：“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这句话在后来成了梁启超的口头禅。他通过对中国佛学、印度佛学“溯源竟流，观夫同一教义中而各派因时因地应机蜕变之迹为何如，其有矫诬附益者则芟汰之”，希望能够从中发展救亡图存的方法。正是因为梁启超用了科学、全面的方法对佛教史进行系统的阐述研究，才能够在佛学史上开辟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