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之交通与西域

谈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之交通与西域

在中国近代时期，研究和推崇佛教突然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尚,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开始了对佛教典籍的研究。从龚自珍、魏源开始，直到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成为佛教的信奉者和宣传者，梁启超正是在近代这群知识分子的特殊选择影响下，走进了钻研佛教的殿堂，开始了对佛教的研究。

早在1929年，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就曾认为“惟其关于中国佛教史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从现在来看，梁启超对于佛教文化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但作为纯粹意义上的对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及他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

对佛学史的研究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起，直到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已经传播并发展了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已经有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但是在梁启超之前很少有人对佛教在中国的兴衰变迁的历史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考察。直至现代，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的历史作系统而科学的论述的最知名者，仍要首推梁启超。

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外来之佛教，为何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他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作研究，并以此为佛教研究的切入点，对佛教在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和研究。不拘泥于以往的考据，而是以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的研究方式，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梁启超非常注意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写下了诸如《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许多很有研究价值的论著，较为科学和简明地分析了佛教的传入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变迁，并结合社会发展、思想文化等角度详细论述了佛教消长的规律和原因，形成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佛教在古印度恒河流域创立后，不久后就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其中向北方的一路传播至中亚各国，并越过葱岭向东传入中国西域地区。佛教是最早传入西域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曾是西域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信仰人数最多、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宗教。

梁启超对佛教传入的考察

佛教对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西域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佛寺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为现代遗留了大量珍贵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对于佛教最开始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非常有信服力让大家都能够认同的观点，所以现在看一直是扑朔迷离。后人以各种线索和依据来揣测附会，以致种种传说数不胜数。这些说法大都是认为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由中国西北向东南传播，先传入西域再传入内地的，而梁启超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持有主流的看法观点，即佛教在古代印度起源后，先传入中亚地区，再经西域传入中国。这一段路线为陆路传入，和丝绸之路以及后来的西行求法有所相似。

汉代打通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通之后，佛教又沿着丝绸之路逐步向中国内部地区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印度佛教向中国文化圈的传播势头由弱转强。它不但被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接受，而且中国佛教徒还主动发起了西行求法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印之间佛教文化交流。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又开始由中国本土向东传播。东北一路传至朝鲜、日本等地；东南一路传至越南，最终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圈。这便是佛教传入和发展的简史。

从佛教的传入和历史发展来看，梁启超将其分成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段时期为萌芽期，时间从1世纪初至4世纪初；

第二段时期为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佛教的输入期。这个时期发生的主要事件，一个是西行求法，另一个是翻译经书；

第三段时期是隋唐时期，这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时期。这主要体现在“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禅宗”等佛家宗派的创立；

第四段时期是佛教的衰落期，时间为隋唐以后至清代。

可以说，梁启超关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基本上体现出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规律及其特点，从而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佛教的时代特征。梁启超这种从整体宏观上加以考察研究、分析的思路，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方法论的重要突破。除此以外，梁启超还对中国南北佛教的不同特点、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年代及输入地等问题作了独到的考察分析，并作出很多有价值的评述。

佛学与地理

梁启超的观点认为，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阻碍了中国古代的对外交流。中国古代的文化未能和西方古代的文明一样“相互师资”且造成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封闭”都是因为此种原因。所以中国古代少有的通过西域和另一大文明古印度的联系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印交流产生的佛教文化传入也就更具有意义。

梁启超在细致考察研究佛教传入及其影响的同时，在自己的文章中较为准确和简明地评述了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记述了佛教在向中国传播扩散途中的艰难历程。

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一批不畏艰险、求知若渴、才华横溢又品德高尚的高僧们，他们不畏艰险，前往“西天”取得了真经。梁启超称这些高僧们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据他调查统计，有史料可查的前往印度的高僧有105人，实际上或许有数百人，甚至更多。当时中印交通极其困难艰险，这条征途异常危险，可即便这样，居然有这么多人敢于去推进佛教的东传，这绝对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体现出中国文化强大的兼容并包的能力和广阔的胸襟，这不但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化能够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一方面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将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在全人类文化中显示它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