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佛教发端：外学可为己用

第五章如入无我之境界

——读梁启超《佛教》

梁启超先生的一生与佛学思想难舍难分。维新运动前后，梁启超便倡导人们学佛、信佛，到了晚年，他更是对佛学研究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对佛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概述，并最先指出佛家所言的法“就是心理学”，这是对禅宗的现代理解的创造性突破。此外，梁启超还对佛学中晦涩难懂的“业与轮回”“无常与无我”“解脱与涅槃”等概念，从哲学的角度，用现代生物学、现代物理以及现代化学层面对其进行了解释，浅显易懂，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佛学的真谛。

谈中国佛教发端：外学可为己用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与儒、道并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支柱。儒学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佛教由国外传入，与中国文化思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其传入中国后，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在教义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和修行实践等各方面，都逐渐适应中国本土国情，最终被中国强大的文化体系逐步吸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佛学的中国化

事实上，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儒之间就开始争夺各自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而这一争论持续了近千年。在争论中，佛教主动融入中国文化，对义理、修行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进行了调整改造，以取得在中国的发展机会。梁启超所说的“外来可为己用”，正是指佛教完成中国化，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梁启超认为，从宗教思想看，在佛教引入我国之前，我国古代没有出现过像佛教这样组织和教义都十分完整的宗教，它提出的许多宗教观念和理论都是新鲜的。但是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在庞大的家族伦理制度的体系下，宗教的发展推行极为困难。中国文化对佛教并没有全盘吸收，而是对佛教进行实践和改造，并有选择地接受了某几种教派。

禅宗在中国影响较大，中国文化也对禅宗精神情有独钟，“禅宗的精神完全是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的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的第一步。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钱穆的这一番话不但指出禅宗的精神，更暗示了中国禅宗的地位要高于印度的禅宗教派，以至有“中国佛教特质在禅”之说。中国佛教的这一特色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发展，外来佛教就这样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

佛学与中国文化互相渗透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数千卷佛教经典中的一部分成了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也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境界。同时，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中也吸收了很多佛教特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画家以佛入画，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特别是王维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是佛学的中国化发展，在中国文化中开辟了新天地，拓展了新内容。

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汉语中汲取了梵文，由重视汉字的形象意义转向汉语发音，并从此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定出“四声”。到了隋朝，汉语吸收佛语汇众多，如“清规戒律”“一尘不染”“因果报应”“三生有幸”“心猿意马”“天花乱坠”“心心相印”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可见，中国文化对佛学的吸收和运用是极为广泛全面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佛教形态的演变，是外来宗教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外学可为己用”，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当我们处在中外文化的汇合点上时，对种种外来思潮无所适从或盲目追随时，都应该依据本土文化的需求，从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梁启超研究中国佛教史有明确的现实目的，那就是通过佛教的宗教形态和思想演变过程，说明外来文化是可以改造的，这也是梁氏佛教史观的特质所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学术思潮汹涌而入，梁启超认为，西方科技文化应为我所用，当年的佛教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今的西方科学技术，也可以帮助中国获得新生力量，创造出全新的社会形态，发展出自己的新思想。

“我之所以说它是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是因为这些贤达，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梁启超思想开放但行为极为谨慎，经常在科学、哲学和宗教之间徘徊。他认为宗教和哲学相比政治有很多长处，国家没有宗教，就没有统一，没有希望，没有解脱，没有忌惮，没有魄力。从中国的实情出发，梁启超认为中国必须有宗教，但从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在近代又必须走科学的道路。基于这些原因，他建议在原有佛教的基础上改造和复兴佛教，抹掉并削弱佛教中的迷信，使之成为与世界历史潮流和科学水平相一致的宗教，应该借助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用于佛教研究，将其改造为能造就“新民”的新科学。

中国佛学的丰富性

梁启超认为，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佛教典籍现存汉语译本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十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中国佛学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无与伦比，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传入蒙、满各族。到了近代，这两语系佛教又传入欧美各国。从中国佛教发展和传播来看，外来文化、思想、科技等，是可以经过改造融合，从而使其更具本民族特色和传播影响力，中国佛教确实是中国将外来转为己用的伟大成果。

现在，我们处于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现代化的事物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变化应接不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更应该像梁启超所说的“外来可为己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融合，为己运用，使之升华。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时代中，“外来可为己用”的观点会应用在文学、思想、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佛教也定能进一步得到升华，给中国的文化领域再增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