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物”与“我”：物我合一，心外无理
谈“物”与“我”：物我合一，心外无理
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比较被大众接受的流行思想是程颐、程颢以及朱熹一派的理学，其思想强调格物以穷理。然而宋代哲学家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以及“心即理也。”王阳明则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这些思想，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需要时刻反省内心，从自己的心里得到。王阳明由传统儒学和心学理论中加入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评判形成了自己的学说，通常又被称作阳明心学。
王阳明所说的“心”，比陆九渊所说的个人本心意义更加广泛，王阳明所说的“心”，既指的是最高的本体，也指个人的道德意识，如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所强调的是为人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从人的恻隐之心来说那就可以归结为“仁”，从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义”，从现实的道理来说那就是“理”。
黄宗羲指出：“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明代心学以陈白沙为先导，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于王阳明时期到达了顶峰。而至万历后期，阳明心学被他学生们继承并努力传播并发扬光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普遍传播，逐渐成为了可以与朱学相抗衡的显学，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推崇心外无物
以梁启超为代表谋求近代社会变革的人士十分看重和推崇阳明心学，他们借鉴了其中含有思想解放的成分，阳明心学的影响不止如此，还对当时趋于僵化的朱学进行了突破，启发了世人的思想。
对梁启超深入了解以后，就会发现他博学多闻，一生游历了许多地方，其思想的来源也十分广泛，再加上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和流亡日本多年的生活经验，梁启超在学术上体现出对阳明心学推崇有加。
他曾表示王阳明是“一个豪杰之士”，因为王阳明在程朱理学盛行时期，不畏世俗所谓“权威”的眼光，挺身而出，敢于与当时的主流“理学”思想进行抗衡，用“心即理”的学说与之辩论，梁启超更是称赞其为“百世之师”。王阳明以“知行合一”的理论打击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的学说，对当时的社会，“像打一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吐出很大光芒”，所以梁启超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心学的赞美，认为“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不论是前期从事政治思想斗争，还是后期从事学术研究，梁启超的思想都与阳明心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事情，梁启超认为凡事都需要多“内省”，其实本质就是要给人生减负，减少外界事物和欲望对于自己内心的干预和影响，回归“本真”。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弄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反思、反省、总结，善于总结的人才会进步，总结就是学习，反省内心过后还需践行自己的“良知”，使自己的行事和自己的认识协调和谐，这也是“致良知”的一种途径。因为一个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知识的人和一个只是在理论上学习掌握了知识的人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除此之外，“心”就是你的世界这种观点也受到梁启超的支持。因为他认为在博弈中，可以通过对“心”的干扰，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或者说一个通过不断“致良知”“知行合一”而达到“内心强大”的人，他对世界的掌控是无与伦比的。
对阳明心学的扬弃
虽然心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比较明显且范围较广，但是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一直非常顺利地走下去。除却社会的动乱因素，心学本身也是有着自己的缺陷，且受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制约。深受乱世浮沉之苦的梁启超非常明白这点，因此，他对心学的态度也是辩证且具有批判性的，梁启超在其对于心学的推广上既肯定了他的积极作用，也用全面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心学，希望能从心学里得到可以借鉴的内容。
“致良知”是王阳明治学的宗旨，也是阳明心学本体论的基石。在王阳明的观点里，心之本体即为良知，良知即为“天理”。王阳明的“致良知”其实是将孟子的“良知”说与《大学》中所提及的“致知”说结合起来，主张不假外术，反求内心，以扩展人们普泛性的精神内存与心中的至善之体——“良知”，他把这一功课称为“乃致吾心之良知者”。同时，王阳明又提出返求内心的良知说是有针对性的，即“格物致知即是诚意、慎独，即是致知”。
既然道德的目的是理性自身的实现，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人格；每一个人都存在于一个“目的的王国”，是这个“王国”的一员。受支配于自己制定的法律，同时又是这个“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它只服从自己的命令。梁启超指出：“自以自为目的，自以自为法令，唯能实守此法令者，乃能实有其自由。质而言之，则我命勿受我外之牵制，而贯彻我良知之所自安者云耳。”作为东西方不同时期的思想家，王阳明和康德的学说确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关于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的诉求，都服从良心的命令，走着向内追求的路线，梁启超能将二者联系起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这表明他在文化视野上的确要比同时代的学者开阔得多。
对于“致良知”，梁启超另有解释，说道，它是“超凡入圣不二法门”，人的先天的道德律是实践理性自身的要求。同时也给了王阳明非常高的赞扬，“心体问题到王阳明真正发挥透彻，成一家之言，可谓集大成的学者”。这样，梁启超就从心学本体论的高度对阳明“致良知”作出了高度的肯定。同时，又与康德追求真我联系比较，《论私德》《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文中有记载到梁启超的结论：“（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以慎独为致知之功。此在泰东之姚江，泰西之康德，前后百余年间，桴鼓相应，若合符节。斯所谓东海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由此可看，梁启超对于心学的研究和解读是颇为深刻和独到的。
关于“知行合一”，梁启超则认为是“致良知”这一命题的自然延伸，“知行合一”代表了王阳明的“讲学宗旨”与“学术精神”，是这位心学大师留下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号。梁启超认为：“阳明既然主张‘致良知’，更不能不主张‘知行合一’。”从认识论的层面看，知和行既是有联系又是有区别的两个方面。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将心思、意念等知觉与人的行为实践看成一回事，这似乎混淆了知行的界限，夸大了心体的作用。其实，王阳明提出这一命题，针对的是朱熹“知先行后”的格物致知说。
朱熹说强调“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认为知在先、行在后；同时又主张格物当穷尽事务之理，物的理穷得愈多，人之知也愈广泛。这种知行观自然遭到了王阳明的反对，而梁启超在此问题上则是王阳明观点的支持者，他说：“把知行分为两件事，而且认为知在先，行在后，这是一般人易陷的错误。表面上看来，从前说知行合一，后来说致良知，像是变更口号，其实二者内容一样。”他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分析是深入浅出、准确到位、合乎王阳明的本意的。
自梁启超的《儒家哲学》《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教》发表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虽然各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汗牛充栋，但各种著作在对阳明心学的研究中几乎都没有离开梁氏当年所确定的“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一基本理论框架，无不从梁启超对阳明心学的分析、评价中得到借鉴，这说明梁启超对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是很全面的，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