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致良知：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谈致良知：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从哲学的根本属性上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虽然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但是他的学说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是中国本土，还对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先生对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如此评价道：“唯物派只能造出学问，唯心派亦能造出人物，吾国之王学，唯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他认为心学对人的思想是比唯物更为深远且强大的，能对人的性格和品质起到与建设作用。他十分看重王守仁“知行合一”说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十分赞同王阳明“知行观”的观点，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具有积极意义”。
对致良知的阐释
对于“致良知”的观点，梁启超是非常重视的，认为这观点是王阳明先生经过了一生刻苦钻研出来的，一个字也不能随意改动，且在此思想中，最应该被重视的是“致良知”的“致”。
“良知”一词最早是孟子提出来的。孟子对于“良知”的观点陈述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就是人是有良能和良知的区别的，两者侧重的是不同的方面。良能更侧重于天生所得，即天赋；而良知就是人们依据本性来判断对错且明白事情的道理。王阳明将孟子的“良知”概念拿过来归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在本体层面上给予了他其多重的蕴涵。
在阳明心学中，“致良知”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中的基本核心内容。良知的本体义表现为存在的根据，德性的本原，先天理性原则等多方面的统一，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知本”。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是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最根本途径，可以恢复人天生的本性。
对于王阳明心学中对于良知的强调，梁启超认为良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是天生都具有的不需要人们的额外努力。只是由于社会的种种遗传和熏染，把良知弄得黑漆漆的，变得凌乱不堪。要想恢复良知，返回到最初良知，人们就应该去挖掘自己的内心深处最本初的东西。而要去寻找儒学最本初的东西，梁启超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梁启超吸收了王艮（心斋）的观点，认为良知就是指引着人们去苦求乐，“人心本自乐”。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幸福快乐，这和边沁、穆勒功利主义思想非常接近，具有近代主义色彩。二是梁启超强调要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良知判断能力，不循规蹈矩，不盲目迷信，不绝对相信权威，这样才能有创造性的思维。
阳明心学在后世的发展中分为了两派，一派偏向于本体者（即注重“良”字），以王畿（龙溪）、王艮（心斋）为代表，他们被称为是泰州学派；另一派着重于功夫者（即注重“致”字），以聂豹（双江）和罗洪先（念庵）、刘文敏（两峰）为代表，这派是江右学派。梁启超的学术观点正是对江右学派的继承和改造。
梁启超从辨术、立志、知本三个方面，挖掘了王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学说，把它们与救国实践紧密地糅合在一起，这又把私德与公德联系了起来。在谈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理时，梁启超说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两语，是先生所以说知行合一之宗旨也。故凡言致良知，即所以策人于行也。然则专提挈本体者，未免先生所谓闲说话矣。”他认为那种只会思考，而不肯去做事情的人，空喊口号是无济于事且流于形式的。现在的人口里讲着爱国，不仅仅只光激昂慷慨发议论，更重要的是去行，如果知而不行，那就是没有希望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良知而不肯从事于致之之功，是欺其良知也”。
致良知的道德力量
梁启超把王阳明的心学中将良知说成先天就有，每个人都一样，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内容的学说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这种唯心主义对于人的道德教化修养作用是正面且积极的。他一再强调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具有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强调善恶行为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自觉选择的结果。肯定了道德修养是主体的一种积极的、高度自觉的思想斗争。这样就牵扯到了关于人本性之善恶的讨论。
在人性论方面，梁启超更倾向于孟子提出的传统的性善论。他曾用公羊春秋之三世说这个故事来阐述人性：“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有善有恶，太平世之民性善”。就是说，身处乱世的人民他的本性是恶的，而处在由乱世向太平盛世过渡的人他们的心性有善有恶，处在太平盛世的人的心性是善良的。人性的善恶是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的，孟子所说的性善，实际上是大同社会才能达到的现象，得益于大同社会的良好社会环境。不仅如此，他又用佛教学说来分析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区别。“则人性本有真如与无明之二原子，自无始以来，即便相缘。真如可以熏习无明，无明亦可以熏习真如。”即人的本性是有“真如”和“无明”两个方面的，这两个方面可以互相影响。
即使在儒学体系内，人们对于本性善恶的讨论也是有所争执的。孟子认为本性就是“真如”，是善；荀子只承认“其无明者为性”，认为这样就是恶。所以梁启超对于两者的评价概括就是“荀子不知有真如，固云陋矣。而孟子于人之有不善者，则曰非天之降才尔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以恶因专属后天所自造，而非先天所含有”。而孟子和荀子都两人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对本性的把握并不全面。
由此看来，其实梁启超支持的还是性善论，认为人性的善是先天就具有的，而所谓的恶则是现世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认为道德修养相对于人心固有的性善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其功专在矫正，矫正者，克治也，消极的也”。梁启超实质上是把人的道德修养的本质理解成为是两个方面的内容，分为积极和消极的内容，积极的能够让人心充满了善良；消极的方面会矫正人们因为后天环境所养成恶习。
在介绍道德修养的方法与途径时，梁启超大力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具备认识论意义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而梁启超则主要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解释和扩充，将良知加上具有伦理学上良心的含义。梁启超把内心的意念和动机都作为行，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这种不学而知处便是行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以知代行，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修养论。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推崇“知行合一”时又对其进行了一些新的解释。他说：“既明知行合一之义，即非徒识良知之原理，且能知良知之应用，而所谓致良知之学，非徒善其身，迂阔而不足以救世变者，甚明矣。”梁启超企图通过这种说法来说明自己所说的良知是固有良知，是人性中善良的那一部分，人们要用良知来知道自己的实践行为，不管外物环境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良知不要被迷惑。
但是梁启超的这种解释其实已经超出了于王阳明对于“致良知”的本意和要求，但是却使道德修养具有某种实践的意义，这也是与梁启超所主张的“道德者，行也，非言也”的观点相吻合的。
对于“知行合一”，梁启超还解释了道德行为及其动机的关系，他说：“良知者，非徒知善知恶云尔，知善之当为，知恶之当去也。知善当为而不为即是欺良知，知恶之当去而不去即是欺良知。故仅善念发未足称为善，何以故？以知行合一故。仅恶念发已足称为恶，何以故？以知行合一故。”
关于善的理念，要做到“知行合一”才能达成真正的善，这样才能把良知投身给社会，但是对于恶，只要已经怀有恶的想法就是已经对良知的不忠。这种解释虽然是以良知为基础，具有主观唯心的部分，但是它对我们理解动机与行为的辩证关系却是有益的。
所以对于“致良知”的终极方法，梁启超运用了王阳明的话来定论：“对良知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何等稳当，此便是致知的实功。”他又进一步提醒说：“此示致良知之工夫也，只要不欺良知一语，便一辈子都用之不尽，何等的简易。只要坚持不欺良知的宗旨，而私欲之萌，遂若洪炉点雪也。”其实，只要以良知为万事之标准，一切行动都会符合道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