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哲学依据：重实践的唯心论者
谈哲学依据：重实践的唯心论者
王阳明有段关于善恶与良知的关系的话是这么说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实，他说的就是人心本无善恶，善恶的定性之分是由人的意念目的所指使的行为决定的。人知道了什么是善恶之后就应该明辨是非，这就是王阳明所认为的“良知”，在此基础上惩恶扬善，多行善事就是“格物”的最终目的。
这段话不仅阐述了王阳明的善恶观，其实还是王阳明对于“良知”和“格物”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完全颠覆了传统理学中的思想禁锢。这样的“心学”思想也给了博闻强识的梁启超以非常深刻的思想启蒙，使他坚定不移地成为了心学思想的支持者和传播者。
对于儒家学派，学术界较为统一的一种观点认为在孔孟之后儒学在民间的发展并没有什么较大的突破，而王阳明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当时已经走向僵化的理学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更是提出了与理学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过王阳明，说他是“晚明士风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认为王阳明对于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并不比大禹治水的功劳要小，甚至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他也曾毫不掩饰过自己对于心学的推崇，认为“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为什么梁启超会这么推崇王阳明的心学呢？
结合梁启超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与王阳明在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种天定的缘分。梁启超幼年求学，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从小就深受心学变革思想的浸淫，在为社会谋求变革的时候自然会选择心学的观点成为自己的理论依据，而在他晚年深入学术研究的领域范围内，心学也占据着十分重大的位置。阳明心学就像是一根血脉长在梁启超的身体里，为梁启超提供绵延不绝的养分。
将心学应用于实践
梁启超是最早对报刊的重要作用有深刻认识的少数政治活动家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十分善于利用大众的报刊来进行舆论宣传，参与创办的第一份维新刊物《中外纪闻》在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打压下被迫停办，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狼狈不堪。维新派的第一次办报活动遭到严重挫折，但他的如椽巨笔在中国政海几度翻起狂澜，推崇他的人称赞他“舆论骄子”，痛恨他的人诅咒他是“文坛野狐”。
然而梁启超并未气馁，他从《中外纪闻》的停刊中受到鼓励，从而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他决心继续创办报刊，利用报刊的大众传媒的作用，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为维新思想的发展作舆论上的准备。1896年春，维新派人士创办了以“时务”为名的刊物作为维新派的理论阵地，梁启超也积极参与报社的筹备工作，几个月后，《时务报》正式创刊，该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基本宗旨。创刊后，应众人之邀，梁启超任主笔。同时参加编撰工作的还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王国维，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马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等人。
于是，在经历北京强学会和报社《中外纪闻》被查，国内的“渐讳新政”后，以《时务报》为中心，一大批维新志士开始重新聚集在一起。理所应当的，《时务报》就成为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而扛起这面大旗的就是当时年仅23岁的梁启超。
由于梁启超的巨大付出，《时务报》出版后就受到热烈欢迎，“一时风靡海内”。它的发行点很快从十几处增至一百多处，发行地区由沿海城市延伸到边远小镇。超初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最多时达一万七千多份。《时务报》因梁启超风行天下，梁启超亦因《时务报》名扬四海。
在此期间，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支持其他报社的活动编辑。对在华南舆论重地的《知新报》，梁启超更是“全力助成”。他为该报拟定报名，筹措出版经费，撰写稿件，先后在该报发表了《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沿海地区，清政府无法触及。因此，有时其言论之尖锐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遥相呼应，彼此配合默契，极大地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论，也促进了保守士大夫等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解放。
当他日后再回忆起当年的意气风发，梁启超是这么形容的：“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还；东西文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以心学寻济世之良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虽然被迫离开故土，但他对国内政治变革给予了高度关注，参与思想斗争的热情丝毫不减，写下了《自由书》《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一系列警励世人、自省进步的文章，并提出了“新民”说的理论。
梁启超认为“我国民所最缺乏者，公德其一端也”。从古代中国开始对于人的道德启蒙要求就发展得非常早且要求极其严格。但仔细研究道德规范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偏向于“私德”，即“一私人对于一私人的事”的方面。这内容对应在古代社会就是如君臣、父子等具体的社会关系，由此观之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就体现出一种“束身寡过主义”，并且延绵了数千年的时间。“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就是对于“私德”极其真实的写照。但是在新伦理所倡导的“公德”下，是“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苟欲言道德，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是由公民超强的责任感而产生的。从此观点出发，也能非常明显地看出梁启超对于阳明心学的赞同和宣扬，“公德”其实也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另一种提法。
如果心学是圣贤功夫，那么“知行合一”在阳明心学中所强调的更像是一种俗世智慧。“知先行后”，守仁先生曾说“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梁启超不仅认为阳明心学是新国民道德的一个重要要素，而且还赞同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与阳明心学有着极大的内在统一性，并且还把康德、黑格尔的道德主义与王阳明的心学调和为一。
作为一个从传统思想中孕育而生但是深处在风云际会时代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不仅能从以往的思想中找寻出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思想解放的部分，而且还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对于任何一种思想，梁启超认为都不能够死板地去学习：“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
开风气之先河
如果说年轻时代的梁启超在儒家所讲求的“内圣外王”中较偏重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外王”，那么到了晚年，他则更看重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圣”方面。虽说在他晚年的学术上对于阳明心学提及较少，但从他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中仍不难看到阳明心学的重视。
阳明心学中对于不同的具体行为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实践活动要求“诚意慎独”，君子的人品气节要“刚毅近仁”，所突出的是以人为主体的道德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认为“立国”的首要任务是在“立人”。梁启超对于阳明心学的解读有着自己的看法，认为阳明心学作为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修正和改良，其“知行合一”“致良知”中都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颇为重视且具有良性的启发作用，这都为近代思想家提出“新民”或“立人”思想提供有利的思想基础。
这种思想体现了梁启超晚年即使是有了“为学问而学问”的倾向，但无论是早年的“改良群治”也好，还是晚期的“为人生”也罢，他对民众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却并没有任何改变。
梁启超晚年迷上国外的生命哲学，且对于生命哲学进行了更多的阐释，但这也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儒学向现代新儒学的转变，为儒学的发展赋予了更多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内容。虽然从表面上看，梁启超对体系建立并非有明显且巨大的贡献，但新儒学思想家的思想无一不从梁启超的如何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来变革传统儒学等理论中启发而来。这样分析的话，梁启超在这方面仍是开风气之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