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知行合一之内容：“假的朱学”
谈知行合一之内容：“假的朱学”
在学术观点上，梁启超自始至终都非常推崇王阳明的理论。他在对阳明心学进行非常深入地学习了解后，对阳明心学所秉持的是一种认为它是“济时之良药”的观点，并且将阳明心学和当时主流的朱学进行比较，再结合梁启超自己的观点和对社会俗事的看法，对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两个重要命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阳明心学的广泛流传来激发国人心中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以这种方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明代心学的发展在朱熹之后，以陈白沙为先导经历了十几年的成长阶段，在王阳明时期达到了鼎盛。尤其是在万历时期，阳明心学的发展足以与当时在社会中所流行的朱学相抗衡，打破了渐渐走向僵化的朱学对社会的控制，对明代社会自上而下都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明代中后期改变了朱学对社会产生的诸如学风不正、思潮沉郁等现象。这点对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那些谋求近代社会变革的进步人士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这两部思想著作中从学术史的高度赞扬了王阳明，认为阳明心学的出现结束了五百年道学对于社会的统治，王阳明是开启了新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对于阳明心学的研究并不是片面、激进的，而是全面的、历史的。这一点梁启超在自己的著作和与别人的谈论中都有体现：“其时《性理大全》一派变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气沉沉的，大多数士大夫尽管读宋代五子的著作，不过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其实心口是不一致的。阳明起来，大刀阔斧的矫正他们，所以能起衰救弊，风靡全国。”
关于“知行合一”
梁启超关于“知行合一”这个重要命题的解释，认为它是“致良知”的自然延伸，是王阳明这位心学大师留下的一个十分有特色同时也有着沉重价值的口号。梁启超认为：“阳明既然主张‘致良知’，更不能不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代表了王阳明的讲学宗旨和学术精神。”
最早关于“知行合一”的说法在《论语》中就已经出现了。《论语》中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去孝敬父母，能够身体力行的为君王办事，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能够说到做到，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我也会说他已经学过很多东西了。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在他无意识之中就已经做到了“知行合一”。
朱熹曾提出“致知力行……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的观点，认为知在行的前面，同时对“格物致知”的观点提出要求，要“穷尽事物之理”，这样才使人获得更多的知识。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处即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因后世学者分为两截”。他“知行合一”的说法其实是对于朱熹“知先行后”的格物致知说的反驳，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即为人的良知的能动性、自觉性和自足功能，主张人们向内下功夫来冲破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束缚。
“知”和“行”其实是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概念，辩证地去看待的话，两者就是一个事物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两个方面，且两者在表里都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王阳明自身认为“知”和“行”两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区别，曾指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对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出便是行了”这种观点进行了多次的强调，概括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样的论断，从表面上看是将人的意识知觉与实践行动看作具有统一性的事物，混淆了两者的具体界限，对心体的作用进行了夸大，实则是为了强调“知”“行”二者并无区别。梁启超对于阳明心学中的这点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他对“知行观”有着这样的见解：“把知行分为两件事，而且认为知在先，行在后，这是一般人容易陷入的错误观念。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即专为矫正这种错误”，“世未有之而不行的知，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并用通俗易懂的个人对于臭鸭蛋、臭豆腐这类食物的偏好习惯来对“知行合一”进行举例说明。
曾有钱德洪等人对于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观念提出这样的论点：“三十八岁始以知行合一教学者，五十岁始揭致良知之教……表面上看来，从前说知行合一，后来说致良知，像是变更口号”，梁启超批判了这样的学术观点，他认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两个观点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同时，为了更有力的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梁启超引用了王阳明《与陆元静书》中的原文来进行说明：“《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知此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知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行之所以二也。”
关于“假的朱学”
对于清代学术，梁启超则认为是对于宋代儒学的“复古”。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写道：“‘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这句话不仅揭示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还说明了清代学术的本质和主要特征是“以‘复古’为其职志”。
宋代的儒学家并不止于儒学著作，对其他学派的思想言论都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对自然知识和科技。张载作为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对道家和其他学派也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主张“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和“学愈博则义愈精微”。朱熹也曾经说过“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不管是朱熹还是张载，所申明的原则就是学者不要将自己的学识固定在一个范围内，应该对多个方面都有所涉猎，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做好学问。
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要时刻保持怀疑精神，再结合求理精神这样才能在格物之后建立自己的义理之学。张载和朱熹都是这种思想和学法的支持者，“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和“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等说法皆是对此思想的理论阐释。
梁启超作为一个深受这种思想教育影响下的学者自然也会对自己所学的内容提出质疑并有自己的解释，他就曾对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提出反驳，认为“天下事物如此其多，单一件已够消磨你一生的精力，朱子却用‘即凡天下之物’这种全称名词，试问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即凡而穷过’呢？”
世间存留万物，万物都有自己的道理的话那就世界存有万种理由。一个事物就够一个人一辈子的世间去弄懂它的道理，那朱熹希望人“穷尽其理”，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这段话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朱学”的反驳，认为这样下去结果必然就是“泛滥无归宿”且“虚伪而无实着”的，更不可能会达成最终能够“致良知”的目的。如此的自相矛盾，梁启超自然就将此判定为“假的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