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口号：口号背后的价值

谈口号：口号背后的价值

在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呼声的号角总是会给整个历史带来难以消弭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呼声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也不能无视某些口号自身的不足之处。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先生首先举起文学革命大旗对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但同样地，亦是不能否认他革新理论自身的错误之处。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点，我们才能知道革新运动兴败的更深层原因，了解梁启超先生自身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心理症结。

梁鉴江曾经说，“梁启超是戊戌维新的领袖、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中国近代学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我国无与伦比的文章能手”。这些称谓道出了梁启超先生在启蒙、学术、文章几个方面的地位和成就。赵丰田和李华兴等人将梁启超先生称为政治家、思想家等。总而言之，正式地将梁启超称为“作家”的人少之又少。

其实，梁启超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很大，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可谓是首屈一指。他在各类文学体裁，诸如新体散文、诗、词、小说、戏剧等都有新的尝试和探索。最可贵的是，梁启超用他的创作实践与文学改革理论当作武器，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方面的革新运动。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打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文学革命口号的出台

梁启超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是与他所领导的改良派的宣传阵地的扩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在国内的政治、宣传领地完全丧失后，他在异域重新建立的维新派的宣传阵地。1898年12月，《清议报》正式创刊发行。自创刊始，梁启超就急切地连载他所翻译的日本人柴四郎所写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这是他从事小说革命实践的开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接触日本的政治小说纯属偶然。1898年9月，仓皇出逃的梁启超乘船缓慢行驶在无边无际的东海上，颇感无聊，这时舰长送来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供他解闷。虽然此书情节比较简单，人物性格又较为单一，但梁启超却立即将其视为珍宝，并将它译了出来。并专门为它作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这个一向不怎么爱好小说的人竟然宣告：“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

1898年12月，在从日本去往檀香山的船上，梁启超甚觉无聊。“数日来偃卧无一事，乃作诗以自遣”，于是，他写下了一些随笔式的文字，即后来的《夏威夷游记》。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同时打出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这是两个他早就已经实践但却未立名的口号。

他对中国诗歌千余年来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的做法非常反感，“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他认为只有改革内容和诗界，才有中国诗歌的出路，“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又对日本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人文”的写法倾慕不已。“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至于倾慕苏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在日本鼓吹平民主义甚有功，又不仅以文豪者”。

无论是倡导诗界的哥伦布、玛赛郎，或者是主张以欧西文思人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改革诗歌、散文的陈旧内容，注入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精神使文学成为当时时代的鼓点。从此以后，梁启超先生在诗歌、散文领域倡导的文学革命正式宣告开始。

“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两个口号的提出无疑为当时的文学界吹入一股新风。诗歌上，梁启超先生重视思想内容和艺术境界的革旧与换新，提倡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和“俗语”入诗；散文上，他主张“不检束”“平易畅达”，有时还杂以外国语法的情感充溢的新文体的散文，用他巨大的感染力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口号的作用，犹如一面旗帜，旗帜不到，军队不败；口号不灭，精神不消。口号在文学革命的空前成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革命口号中的理论矛盾

所有先进的事物都逃不过时代的限制，梁启超先生发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也是如此，他的文学革命口号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矛盾。

功利与艺术的矛盾。功利其实是梁启超先生发起小说革新和散文、诗歌革新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希望文学能把他的政治理念带到祖国各地去。失去了站在权力中心号令天下的优势后，他能做的，也是他所擅长的就是宣传了。报章体散文的影响力在当时已经有目共睹，小说、诗歌被拉进去就势在必行了。政治理念宣传方式的立体化，同时也是文学革新的系统化。可是文学改革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来自于文学本身，支撑梁氏文学革命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强烈的功利性。

似乎是为了论证他的功利主张，梁启超不惜运用反逻辑的推理来推广政治小说。首先，用偷梁换柱的方法避开内容只谈效果；其次，用虚拟的结果反证前提。事实上，小说理论的反逻辑实质上是反艺术，就是撇开小说的艺术前提来漫谈它的艺术效果，文艺不能感染人就没有办法广为传播，小说也应该是先有现实生活的素材然后才能去影响现实生活的。梁启超先生把形式和内容的两个主要方面都忽略了，这样做只能让作者和读者都感觉无所适从。

传统与革新的矛盾。打开梁启超的著作，不乏革新、革命、破坏的词语，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他们所共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摆放新旧器物。文学不同于家具，家具损了破了，大可弃之置新，而文学的传承性、复合性模糊了新旧的界限。梁启超先生4岁开始接触儒家经典，8岁习八股文，若要他摒弃传统文学实非易事，但他终于撇开旧包袱站了起来，而且举起了革新的旗帜，举得很果断，但步伐走得却异常艰难。

面对旧文学，梁启超批判得很是激烈，首当其冲的是小说，从来都是一棍子打倒，绝对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梁启超很有另起炉灶之意，但真正实行时，面对传统，他却欲罢不能。理智上他极力摒弃旧文化，但情感上又与母体难以割舍。其实文学本身就存在新旧传承性，梁启超先生将旧文学全盘否定，已经违背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梁启超经常处在情感与理性交战的矛盾中。他喜爱华侨女子何慧珍却断然挥剑斩情丝，他尊康有为为师却又不能容忍他的顽固保守。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理性的一面对人，情感的一面对己；政治革新的挫折越大，他文学革新的动机就越迫切。在情感与理性的不断冲突中，他游走在新与旧、理与情之间，在文学革命中情感往往是屈服于理性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拔高的是政治小说而不是小说，意即看中了其中的政治性、通俗性而不是其文学性。如何加强小说的文学性，序中只字未提。

梁启超在情感上依旧不能将小说提升到文学地位，理性上他又必须千方百计甚至不惜虚拟历史。一边是认知上的不协调，一边却是竭力鼓吹，梁启超先生希望政治小说在国内迅速打开市场，赢得最多的作者和读者，从而靠它完成依靠皇帝、督抚都没有能完成的维新事业，这个任务该是有多么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