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革新：打破罐头
第四章有无之境，知行合一
——读梁启超《阳明心学》
梁启超先生曾在1926年撰写了一篇《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的小著，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作主要讲述，追溯其渊源，探究心学的核心主旨，用新时期的目光去理解圣贤的思想。
梁启超学贯中西，对中西的政治文化有双重的认同，他借用阳明心学的思想理论，用王阳明“六经注我”的学术方法，将西学广泛地融入传统经学研究体系中。他推崇“学贵自得”“独立不惧”“克己复礼”的精神，用心学精神鼓舞民众树立信心勇气，去除心中的奴性，并用紧贴生活的时代眼光，去重新审视心学的精华，融合了自己对阳明心学的思考，旁征博引，发扬心学的学术价值。
谈革新：打破罐头
梁启超可谓是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了，几乎在每个学术领域，他都算得上是领头人，思想学说总是与时俱进。对于学校教育的看法，梁启超竟然将当时的学校贬斥成“先施公司”，把师生关系看成买卖知识的交易双方，这些言论引领了当时的批判性思潮。现在看来，梁启超这样的评论依旧能居思想前沿。
梁启超说的先施公司，指的是民国初年名震一方的中国第一家“大型环球百货公司”，与其后成立的永安、新新、大新合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梁启超把大学比作如此繁华硕大的公司，尤其把学生比作货架上陈列的货品罐头，实际上揭示出当时的教育僵化，培养学生采取批量生产，批量售出，好像制作罐头一样，从生产到包装到售卖，完全有一个固定僵化的流程。梁启超认为，教育僵化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正说明了教育革新刻不容缓。
这一时期的梁启超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现状，极其反对“知识贩卖所”式的教育方法，又看到中国教育模式岌岌可危，于是进行大范围的讲学，大规模的宣讲，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中国大学各处讲学。梁启超并没有具体把哪一所大学比作“先施公司”，但是学校中确实存在生产“学术罐头货”的现象，学生们遭受填鸭式的硬性教育，梁启超形容“一个个好像得了肝腹水似的”，并称这种问题叫作“鼓胀病”。在当时的现实中，已经有不少大学生怨声载道，埋怨无法学以致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天赋被僵化古板的教育模式湮没，却毫无办法。梁启超指出填鸭式量产教育的弊端，学生们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只能学会书本上的知识，至于德行和实务，只能进入到社会上再重新学习，大多数学生都对此无可奈何：“等我把知识的罐头装满了之后，再慢慢地修养身心与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
回首历史，不乏罐头
梁启超所说的“罐头货”，就是指思想僵化、只学书本知识、不懂实践变通、缺乏个人思想特色、人云亦云的教育方式，由这种教育产生的“人才”，也都是标准的“罐头货”。这里，梁启超讲了一个宋儒大谈“井田封建”的典故，倒真是一篇大笑话。只是笑完之后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个典故牵涉的是一位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宋代大儒李觏。
在梁启超看来，这是一位“超级”罐头货。中国封建社会“大而无当”，梁启超概括为“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所以“墨守斯法，世世仍之”。中国封建社会多多少少还是维持着发展的状态，到了北宋时期，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和房屋土地买卖的发展，土地兼并造成的两极分化也日渐恶化。
“一时儒宗”李觏看不过眼，提出了“平土均田”，其著作《平土书》中，把《周礼》中提出的“井田制”加以无限美化，认为只有推行这种古老的“井田制度”才能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根本问题，也不怕造成社会倒退，他想的是，国家把土地全都收走，再平分给农民，这还不算，他还想把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归拢起来，都交给国家管理，“工则统于司空，贾则统于司市”，天真地认为只有这个理想主义才能解决问题。梁启超认为他就是“罐头货”——目光短浅，如果井田制真的那么好，周朝还会灭亡吗？
梁启超分析到，其实李觏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周朝的井田制是农奴制，前提是国家拥有所有土地，再依照好坏层层分给诸侯、武士、农奴，农民们想要养家糊口就必须先给诸侯劳作，这样一来，国家把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上，这种井田制实际上是把阶级划分的更加不公平，富人永富，贫民只能永远待在底层，这两极分化不就更严重了吗？
李觏提出的建议农民是不会答应的，更别说商人和手工业者了。因为李觏主张社会倒退，他这主张和学问，不符合现实情况，是一种僵化的书本知识，不懂得变通，也无法学以致用，不正像从“先施公司”买来的统一型号货品吗？
梁启超谈到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说他很赞同李觏的这套说法，甚至比李觏想的更狂野。据说，王安石曾提出“另开一湖以引太湖水”从而“得良田万顷”，梁启超认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王安石在文学著作和国家事业上都有建树，可是一谈到学问二字，就显得非常僵化死板，无法将学问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他提倡的一些改革策略最后都只能沦为空谈。
李觏和王安石在学问方面，一个是搞“农奴制”的大儒，一个是“另开一湖”的宰相，两人提出的治世点子，只能说是空中楼阁，丝毫没有考虑到社会现实，根本不能实行。因此，他们改革的生命力正像梁启超说的，“洪炉燎毛一般”，还没感受到那股热气儿，就“刺啦”一声消失殆尽了，只剩一缕焦烟味儿融入空气中。只要是稍稍有志气能务实的年轻人，都不会愿意做这样的虚空之人。
打破罐头，知行合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年轻人深受着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别说政治自由了，这样一来，就算是有点先见之明的学生，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在教育模式的囚笼里，把那仅有的志向一点一点消磨殆尽。梁启超也认识到，毕竟社会是个令人憎恨的“大砂轮”，一丁点冒尖就得给你磨光，他厌恶这种流水线式的教育方式，所有的大学生都被制造成罐头货，一个个思维呆板，与现实生活脱节，长此以往，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都被扼杀，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现实。
年轻人思维逻辑可塑性的最佳时机是青年时期，之后就慢慢定型，多半是被社会打磨的，而年轻人一旦被磨平棱角，就会变得平庸。初入社会的年轻精英有几个不是被社会现实折磨得痛不欲生，往往高不成低不就。究其原因，梁启超分析得很透彻，是学校把学生都“喂”成了“书呆子”，学生们没有自己的实践能力，没有主观能动性，最后落得连个“高级无业游民”都不是。
中国自古就有“满街都是书呆子”的病根子，已经病入膏肓，哪能轻易除根？梁启超认为封建统治者就是想要这样，是害怕知识分子威胁国家，于是就钳制他们的思想，制造无数书呆子，把所有知识分子都沦为统治阶级的劳动机器，如此环境下，年轻人又该怎么办呢？
梁启超在“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影响下，认识到是时候唤醒国人了，是时候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人民的素质了，于是对阳明心学给予高度重视，不论是从事政治思想斗争，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与阳明心学都密不可分。基于这种浓厚的心学观念，梁启超开始积极推崇阳明心学，致力于修身讲学，逐渐达到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高度，又阐述出“致良知”的口号，以一己之良知作为检验天地万物的唯一真理，致良知于日用事物之间，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唯吾自足，最终调制出“知行合一”，即梁启超所说的救济法门。“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过程，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还是实践，所以说“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要想在社会中存活，必须做到知行合一。
中国所有的苦痛青年们，只要跟着梁启超“依教做去”，就能学以致用，就能救自己，救社会，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