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荀子：信性恶，重物质上之调剂

谈荀子：信性恶，重物质上之调剂

荀子在《荀子·性恶篇》中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所说的“伪”，就是人为，非天真本性之意。非真则非善，故而性善则伪。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性本是恶的，人所行的善事是虚伪的、故意所为的，而不是人本身是善的。荀子认为行善事不是出自本心的，而是后天加附在其上的，但荀子虽持此说，却依然强调人心应当向善。“途之人可以为禹”。就是说路上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只要去追求善，行善事，最终是有希望达到大禹那种高度的。虽然荀子认为这是“矫饰”与“扰化”的结果，但是荀子认为要达到善，方法是人人可以做到积善为德。

性恶论的核心含义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在对比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时，梁启超认为，孟子言“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人性本善，而荀子的观点正好相反，谓“争夺之心人皆有之”，因此人性本恶。

梁启超对于荀子的观点极为赞赏，他认为荀子作为儒学大家，他思想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提出性恶论。性恶论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不以人类的行动由天赋本能所支配，而是推崇后天的人为教化和引导，故其教曰“化性起伪”。伪字从人从为，即“人为”之义。梁启超认为性恶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每个人都可以不依靠天赋，而是通过后天的“人为”努力，达到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荀子相信人性本恶，在他自己的观点看来，人如果顺着自己的本性行事，那么世上将只有争夺、伤害和淫乱等恶事，而事实上，每个人应当师法礼仪，控制自己本身的欲望和利益追求，去矫正不良习惯，摒弃本性中恶的一面。梁启超虽然赞赏荀子的观点，但对于荀子性恶说也持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荀子的性恶论在一些方面太过极端，不能当作完备的真理来看待，而是应当把性恶论当作一种教育的手段。性恶论的主张在教育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如果离开了教育，专门讲性恶，那就不见得全是真理了。

如果不按梁启超说的把性恶论当作教育的手段，而是离开了教育谈性恶，会是怎样的结果呢？离开教育谈性恶，只是按照荀子的观点，说人性本身是恶的，那样只会给行恶的人找到一个作恶的借口，既然本性如此，就无法控制，因而导致恶人继续行恶。这样只会造成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以及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和混乱，所以梁启超的观点十分客观，只有把性恶论与教育结合起来，把性恶论当作教导人的手段，才会发挥荀子性恶论的现实性作用。

在晚清社会时期，梁启超对于荀子性恶论的见解是很切合实际的。当时的封建统治极为腐朽，社会思想保守，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忽视道德教育。荀子性恶论讲，若人随自己的本性行事，就会造成许多道德败坏之事，最终导致国家内忧外患，满目疮痍。所以依照梁启超的观点，利用人性本恶这一理论来教育社会上的人们，不要以暴制暴，互相争夺倾轧，走向邪恶犯罪的歧途。正因为人本性是恶的，所以更要避免这种恶，努力纠正、改掉它，通过一点一滴积累善念，真正做到克制自己，由性本恶发展成为一个善人。

以物质调剂性恶

梁启超认为荀子信性恶，要重物质上之调剂，这又是为什么呢？荀子在《性恶篇》中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段话则提到了性恶与物质之间的关系。这段的大概意思就是：人一生下来，根据人性恶的本性，就会有利财之心以及贪欲和情欲，因此人和人之间就会产生争夺、残害、淫荡和混乱等性恶之事。所以一定要通过学习法度，道德教化，礼义引导等手段，然后人们才会明白推辞谦让的道理，遵守礼法，人人遵守道德秩序和法纪，那么整个社会最终趋向安定太平。由于荀子承认社会的不平等，因此要求人们在贫富贵贱的限度内，获得相应的物质享用，可以在不平等中求得秩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大有好处。

梁启超对荀子在不平等中求秩序的观点进行评论：“荀子从人性不能无欲说起，由欲有求，由求有争，因此不能不有度量分界以济其穷。剖析极为精审，而颇与唯物史观派之论调相近，盖彼生战国末受法家者流影响不少也。”梁启超所说的有度量分界以济穷，就是倡导在物质上进行调剂，让人人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争斗和抢夺就会减少，最终促成社会的和平稳定。

梁启超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呢？晚清社会中，世界强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在发展，全球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大大提高，而当时的中国封建势力腐朽落后，社会风气的不正，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封建制度的发展势必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所以梁启超在倡导维新变法的同时，很赞同荀子于不平等中求秩序的观点，认为有度量分界以济穷。维新变法是引入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保留一部分皇权，同时也尊重公民权利，整治封建残余势力的贪婪腐朽，将统治阶级的部分财富和权利分给广大民众，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济穷”的一项措施。因为封建腐朽势力严重地助长了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社会成员获得财富的机会不平等，必然加重贫富分化，造成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失去了所谓的度量，忽视了物质上的调剂，就会导致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为达到梁启超所说的重物质上之调剂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维新派提出，以实现社会公正、平等，让公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以君主立宪的体制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梁启超认为，荀子是从人性本身的欲望开始说起的，即人性恶，人有了欲望才开始争夺事物，有了争夺便有了不平衡。通过对荀子观点的阐释，梁启超深刻分析了晚清社会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并且通过人性本恶的观点警示、教育人们凡事行善，不要凭着本性做一些争夺、残害、淫乱的事情。同时全社会要重视物质上的调剂，只有这样相辅相成，社会才能达到物质财富平衡，整个社会才能井然有序，才能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