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孟子：“正人心”的唯心主义倾向

谈孟子：“正人心”的唯心主义倾向

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谈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此承三圣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时大禹抑制了洪水，所以才能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驱赶了猛兽，所以百姓才能安宁，孔子做成了《春秋》，所以乱臣贼子才会畏惧，无父无母，是周公所激愤的事。我打算使人心趋向正气，使异端邪说消散，这是对三圣的继承。梁启超认为，这是孟子较为明确的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及“正人心”一词。

据梁启超先生考量，“孟子一书，就是要正人心，教人们存善心养善性，收其放心。至于谈到仁、义、礼、智，就用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发端”。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曾提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心正方可意诚，可见在儒者的心目中，“正人心”是极为必要的。

“性善论”与“正人心”

梁启超认为，人性和人心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人性的养成注重外部条件，社会环境等后天培养的客观因素，而人心考虑的更多的是主观感受、意愿情感等先天因素。这样说的话，人性与人心的关系，应该是人心决定人性，人性反作用于人心。

梁启超指出，对孟子的思想可以分三部分把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性善论，他主张人心皆有四善端，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从而产生了“仁、义、礼、智”等人性特征。“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据梁启超的研究，在孟子的理论体系中，“仁、义、礼、智”是人们由心生出，与生俱来东西，是人心情感意志的外化，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因此，他断定孟子的“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梁启超还认为，孟子是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因此，孟子“性善论”是“正人心”的中心环节。梁启超认为，“仁”在孟子的理论中，基本上可以等同先天善性的“人心”。那么，什么是孟子口中的“仁”呢？梁启超说，“仁义”是孟子道德论的核心思想，这种“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立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要符合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秩序，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家与家的战争，这就是孟子的“仁政”理想。因此，在这种思想观念下，孟子要“正人心”，是因为他希望以儒家的“正人心”来树立起一种等级信念，从而建立起一个《礼记》中那种人人向往的大同世界。

除了“性善论”之外，“息邪说”也是“正人心”的一个方面。梁启超认为孟子曾论邪说之害，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又说“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由此可见，“正人心”在孟子心中的崇高地位。只有一个“正其心”的君主能使国家安定，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是孟子为何要推行“性善论”的原因。只有提倡性善，人心才能正，天下才能太平。

因此，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性善论”“正人心”和“行仁政”对孟子来说三者是不可分割的，都是他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其中，“性善论”是正人心的基础，而“正人心”是“行仁政”的前提条件。

“正人心”的唯心主义倾向

为什么说孟子“正人心”的思想中隐含着唯心主义倾向呢？梁启超认为，在孟子的思想中，只持有一种君主贵族“正心”的思想，在他的构想中，“正其心”大部分还是取决于君主，君主正心了，对百姓施以仁政，国家才能富强，社会才能安定。也就是说，国家的富强取决于重要的历史人物，这就走向了唯心的历史史观。

同时，把现实托付于思想构建的做法，无疑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表现。孟子的做法并未实事求是，也没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从古老的“周礼”出发，提出礼乐之邦“仁政治国”。但事实上，孟子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早已“礼崩乐坏”，分封贵族的统治衰落，平民和士的地位提高，一批新兴的人才集团兴起，而孟子思考的问题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想到周王朝初期人们如何做，而不是考虑当前的状况下该如何做。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思想无法与时俱进，不是客观辨证地看待问题，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的。所以梁启超认为，孟子以不合实际情况的意识企图决定物质的世界，这是孟子唯心主义的显著表现。

因此，梁启超说，“孟子辟异端，我辈不必随声附和。”又说，“从《孟子》书中将其学说摭拾研究，便是古代学术史最好资料。”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孟子“正人心，辟邪说”的做法是持批判继承态度的。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正人心”是与“辟邪说”相承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政治动荡，国家分裂，企图以周礼之言重新构建天下的政治体系，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各国的政治现状不同，而孟子却用同样一套“仁政”思想来劝说各国君主，无疑又陷入了唯心的另一种境况，即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梁启超认为，我辈不必学习这种“辟邪说”的做法，只把《孟子》当作文学史料研究就好。

梁启超的研究态度是可取的，他探究孟子的学术思想，研究其后的政治背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除了学术研究的应用问题外，梁启超明确支持孟子“正人心”背后的精神力量，他晚年在清华演讲时曾说：“要做一个‘浩然正气，至大至刚’之人”，这便是“正人心”的精神力量。此外，从梁启超本人的生平来看，他也是极为支持这种“正人心”的浩然正气，无论是他早期的公车上书，还是戊戌变法，都是从“义”的角度出发的。

这种正义的作为，正是建立在孟子“正人心”的思想上的。梁启超先生认为，孟子的“正人心”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同其他的唯心思想一样，既有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弊端，同时也有激励人心的好处。虽然在他的时代，“正人心”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极大发挥，反而因为不符合现实而处处受制，但是，从那之后，“正人心”不再受限于孟子界定的君主，而是扩大到整个儒家的精神层面，就更能发挥其作用。

在梁启超看来，孟子的“正人心”于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正人心”不再局限于儒家思想层面时，其作用和意义显得尤为重大。梁启超认为，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正人心”的含义，把它放在对现实社会反作用的角度来分析。不可否认，孟子“正人心”的唯心主义思想，在他的时代因为不符合社会现状而成为“泡影”，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莫大关系，但孟子的思想倾向却对个人修养、社会风气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也是儒家思想在后代被学者们尊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