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仁：仁者，人也
第三章儒家言道言政，皆根植于“仁”
——读梁启超《儒家哲学》
1918年之后，梁启超厌倦了政治生活，远赴欧洲考察，他目睹了西方文明背后的种种弊端，这些经历让他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回国之后隐居饮冰室书楼，专门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弘扬国学思想，《儒家哲学》正是他后期学术研究的代表作品。
《儒家哲学》一书是梁启超先生的晚年代表作，梁启超在书中对儒家哲学作了十分详细的解读，并集中对儒家哲学的祖师孔子的思想和人生发展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论述。此外，他还对王阳明和戴东原两位儒学大家的哲学思想作了重点的剖析和解释，分析了儒家三个中心问题：性善恶问题、天命问题、心体问题。这三大问题正是两千多年儒家各派学说分歧演变，形成儒学支脉的关键线索所在。
谈仁：仁者，人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意指天地之本性，人类之至德，体会了仁的意义，从而尽心尽力本着仁去做，就是儒家所遵循的道，这也是孟子所理解的“仁”。
从传统“仁”的观念立场来分析，梁启超认为，儒家的“仁”并没有体现出爱的教育，现代人所倡导的独立、平等的爱，在“仁”的范畴中是缺乏的。因为所有的爱都因它们的位置或者对象的不同而附之以特殊性，而儒家的“慈孝悌，仁忠义”主要针对伦理亲缘血统，强调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在“仁”的范畴中轻忽本我的地位，因此更无法做到以己推人的“大爱”。
惜物爱人
仁者，原本的意思是惜物爱人，但儒家思想将“仁”赋予了由上至下的含义，君对臣仁，父对子仁，统治者对百姓仁，反过来则是“忠孝”观念，比如臣对君忠，子对父孝。但梁启超觉得，真正的“仁”应该是一种爱，要做到爱人，首先应先爱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然后才能推己及人。如果连自己都不懂得如何爱护自己，连自己的亲近之人都不爱，那又何谈爱众生万物呢？
此外，梁启超认为，儒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不正确的，因此他将“仁”的观念推及到“爱”的层面上，倡导现代意义上的人本和自由，推崇西方智者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贫富贵贱享有同样的权利。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巨大的等级差别，这对于阶级地位低的民众是极不公平的。一个乞丐或许没有皇帝那样大的权力，但是两者理应受到同等的尊重，只因为他们同样为人，而人人生而平等。
传统儒家的“仁”，并没有延伸到“爱”的范畴，而是更强调由此而产生的“义”。孟子曰“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仁”和“义”。然而什么是“义”？按照梁启超的解释，“义”即应事接物之宜，就是待人接物、处理事情所应合乎的道理。孟子认为“义”的反面是“利”，一个人对于“义”和“利”的区别和选择，决定了他是否能成为“仁”者。
也就是说，“义”的概念给人一个机会，对于“出”和“入”可以自由选择。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就是说君子得志的时候，要与老百姓一起分享利益，与民同乐，不得志的时候也要坚持好自己做人的原则，这就是对“义”的理解和选择，也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含义。
孟子还说“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也就是说，不该给的东西，一点也不要给，不是自己该得的东西，一点也不要拿，这是坚守“义”的基本原则，不能因为“利”而抛弃“义”。儒家的这些思想，都是教人待人处事，明辨是非之理。倡导君子无论成败，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应该坚持自我，坚守“仁”，内心时刻明辨“义”与“利”。
梁启超对于孟子的说法还是认同的，他认为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用“仁”和“义”构建的圈子里，人们必须在圈子里生活，才可得到安宁与平静，如果踏出一步，便会惹来无穷的祸端。所以人们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就必须认真对待周围的人与事，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去理解、追求“仁”和“义”。
“仁”与人格
梁启超说孔子所说的“学”，就是要教人养成人格。什么是人格呢？梁启超说孔子只用“仁”来表示它，其具体名字应该是“君子”。但是儒家的“仁”和“义”早已被曲解和践踏。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假仁假义的强权势力，并且还出现一些“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的人，对于这些人的“仁义”标榜，梁启超是鄙视唾弃的。
《论语》中出现了许多次“仁”，但孔子对于“仁”的回答和理解却是不尽相同的。如果明白“仁”是人格的抽象名词，那么《论语》中所有的“仁”的观念都容易阐释了。比如“仁者其言也纫”，难道仁者一定要少讲话吗？梁启超不这样认为。颜渊问仁，孔子回答的是“克己复礼”,而面对仲弓的提问，孔子则回答“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因而梁启超认为，孔子所说的“仁”不是具体的某种行为，而是教人怎样做人，教人尽其本性，尽其本性方能尽人性，方能做到“仁”。
梁启超认为“仁”是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的人必须要做到的，他认为尽本性，追求“仁”，就是符合时代和自身的要求。晚清时期，他为了推翻封建帝制，与志同道合者对腐朽的封建势力进行批判，甚至立志革新变法，改变国家的现状，因此才会有后来的戊戌变法。对于变法者来说，他们把儒家的“仁”和“义”都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他们需要思想解放和自由，这是合乎时代发展和需求的，因而变法是“仁”和“义”的体现。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再需要古板的封建教条，而是要构建充满文明和平等的和谐社会，因此，他们提倡维新变法，对百姓而言就是倡导“仁”和“义”。
由于物质利益所引发的贪念和恶念，使得人性很容易变恶，孟子从“仁义”的观念出现，则称之为失其本心。他在“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中充分论述了他的“义利观”，最后发出“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梁启超对此持赞同的态度。他说在两千多年前“仁”和“义”就被世人所认识到了，真正区分动物和人的最大不同就是“仁”的力量，人如果只知道追求安逸享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梁启超对人和动物的区分是明确的，动物只知道生存和死亡，为了生存的利益血腥残杀，在它们的世界里没有仁义道德可言，弱肉强食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对于人类而言，坚守人格比获取利益更为重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不是“仁”人应该追求的东西。丧失了“仁义”的人格，就等于说没有脱离动物性，孟子称之为“禽兽也”。没有人格的生命是可悲可叹的，如果人人为谋求“利”而抛弃“义”，整个社会也将变成禽兽动物生存的世界，民将不民，国将不国。
仁义与道德
梁启超讲到陆象山“圣贤之学，心学而已”，认为孟子的言论“养心莫善于寡欲”有一定的道理，孟子又讲“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以“尊仁守礼”扩大自己的人格。这些都是传统儒家所倡导的，梁启超十分赞同这种说法，认为人应该活的恬淡静然，用礼和仁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要求。
在《论语》和《孟子》的书中，讲仁义的地方也是颇多的。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在晚清时代，国家面临外强入侵、生死存亡的关头，如何恢复“仁”与“义”的良好风气，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执行的。
人应该把自己和动物分开，认为自己是根本区别于动物的，人就是人，而动物永远都是动物，这在概念上绝对不可以混淆，西方文明讲究利益至上，追求最大程度的掠夺利益，而东方文明则讲究“仁义”，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水岭。中国人立志强国，是以“仁义”和“大爱”统治国家，推己及人，而不是见利忘义，互残掠夺，因此梁启超倡导维新变法，反对侵略性的残暴革命。他认为，人类只要不能确认自己不属于“动物”，那么就永远不可能走出“现代文明的灾难”。单求利益是尔虞我诈、浑浑噩噩的生活，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对整个社会也毫无价值。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除了儒家思想以外，墨子的《天志》《明鬼》篇，也有关于仁义的学说，而道家老子也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一语。墨家和道家倡导的道，包括了人对待周围万事万物的道理，就是如何处理自身与周围世界的道理，这些与儒家所倡导的“仁”有相通之处。因此，“仁义”不仅是儒家所提出的一个思想理论，它在实践方面对于社会和人类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